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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生:开放了的大门岂可再关上?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3-11-13 07:45

“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告诉人们,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推进改革的直接导因,开放的实际成效,即改革体制机制弊端形成的成果,还会产生促进改革的倍增效应,并进一步激发扩大开放的动能。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5个年头。如果以前后作比较,恐怕当时最乐观的预言家,也未必能想到45年间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更遑论这种变化带给世界的影响。关于这些变化的原因,中国内外都不乏议论与研究,可以拿得出手的结论也不在少数。但影响45年中国发展的最重要一个原因,笔者以为非“开放”二字莫属。

1978年11月12日,在离决定改革与否的大陆政府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仅剩36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到访新加坡。在总统府举行的晚宴中,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邓小平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当时,在“横下一条心”意欲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眼中,对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是新加坡开放和吸引外资的经验。李光耀后来评价,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中新合作,靓丽成绩单背后的逻辑》,中国政府网)

无疑,在新加坡体察到的发展经验,给邓小平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甚或让他有了某种“新加坡情结”,以至于在十余年后的“南方谈话”中,还反复提到要借鉴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有什么能让邓小平产生“情结”的秘密武器吗?答案应该是:开放,或曰对外开放。新加坡独立时,经济支柱是转口贸易,200万的总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就四五百美元,比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时人均近200美元的窘境好不了太多。但李光耀及其团队选择了以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通过开放将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和管理都引进来,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对邓小平刺激有多大

新加坡的发展对邓小平刺激有多大,在其访问30多天后的大陆政府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着印证:“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等表述正式写入公报,利用外资、扩大出口、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对外开放政策得以确立。在其后的日子里,新加坡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关联度更趋密切,对外开放与中国发展的加速作用也更加凸显。这应当是2018年12月,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李光耀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的重要原因。

在45年间,“改革开放”已成为中国话语或行文中的某种固定搭配,表明的是“开放”与“改革”的相互促进关系:改革推动开放,开放促进改革;改革内蕴开放,开放也是改革。但把45年的发展稍作分析也不难发现,“开放”与“改革”逻辑关系的演绎轨迹,似乎与说惯了的“改革开放”顺序稍有一些差异:改革因发现自身弊端而起,弊端之发现是与先进比较的结果,开放的环境是进行比较的前提。

这样一个“开放—比较—发现弊端—改革”的逻辑轨迹表明,开放引发改革,改革促进开放,抑或用“开放改革”表述这段发展也无太大不妥。这就如同某个女人面镜而照,只要不与自身之外的女人比较,井底之蛙的境域会使她当之无愧地自视为当世美女一样。错不在她,而在于封闭的环境,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而已。

首批留学生抵美意义重大

事实就是这样。在邓小平到访新加坡的1978年,从当年1月到第二年的2月,除新加坡外,他还访问了日本、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同一时期,中国有12名国务院副总理率团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1个国家。在对这样大规模的考察进行总结中,邓小平透彻地挑明:“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黄力之:《两次“看世界”,让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解放日报》[上海]2018年12月12日)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大了”。

也是在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批留学美国的52名中国大陆学生,在当年年底抵达美国。这一不仅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对中国实施开放政策的说服力有多大,或许很难估量。但后来他们中的七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并获得中国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80%在大学任教或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成为知名专家或学术大咖的记录,犹如对外开放之于中国发展的作用一样,怎么估量也不过分。

“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告诉人们,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推进改革的直接导因,开放的实际成效,即改革体制机制弊端形成的成果,还会产生促进改革的倍增效应,并进一步激发扩大开放的动能。45年间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倍增”中,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对外开放,让充满生机的市场经济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进而造就一个全新的中国,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也照靓着历史。走过45个年头,可以从中汲取经验、获得启迪的,似乎就不止于中国自己了。及远而言,对资本主义心存芥蒂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惊世骇俗的《共产党宣言》中,也不带偏见地认为,社会化、全球化,或曰对外的开放,使资本主义能够“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及近而言,二战以来,抑或就中国进行对外开放的45年当中,世界享受相互开放的红利,难道不也具有“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效应吗?

可惜的是,45年过去,全球化与开放的滚滚大潮在与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碰撞后,伴随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盛行,加之“脱钩”“去风险化”的渲染,“开放”在当今多多少少有了一点抽象化、寒暄化的味道,举开放之旗行保护主义之实的举止,其实在一些地方和一些人心中,也不乏心照不宣的内悟。在这样的环境中,细细琢磨一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与变化,对今天各国的发展乃至相处之道,应当有启发的价值。

1979年初,邓小平飞越太平洋访美,李光耀做出这样的评价:“中国开放的大门以后恐怕再也关不上了。”这句话表现出李光耀观察世界的眼光确实超乎常人。世人在观察、审视中国45年的发展之余,对于“再也关不上了”的开放大门,真的须要有一些深入思考:当世界各国早就享受开放之惠、知其已然与必然之后,已经开放了的大门岂可再关上?这对中国是如此,对世界也是如此。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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