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生：开放了的大门岂可再关上？

“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告诉人们，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推进改革的直接导因，开放的实际成效，即改革体制机制弊端形成的成果，还会产生促进改革的倍增效应，并进一步激发扩大开放的动能。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5个年头。如果以前后作比较，恐怕当时最乐观的预言家，也未必能想到45年间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更遑论这种变化带给世界的影响。关于这些变化的原因，中国内外都不乏议论与研究，可以拿得出手的结论也不在少数。但影响45年中国发展的最重要一个原因，笔者以为非“开放”二字莫属。

1978年11月12日，在离决定改革与否的大陆政府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仅剩36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到访新加坡。在总统府举行的晚宴中，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邓小平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当时，在“横下一条心”意欲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眼中，对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是新加坡开放和吸引外资的经验。李光耀后来评价，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中新合作，靓丽成绩单背后的逻辑》，中国政府网）

无疑，在新加坡体察到的发展经验，给邓小平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甚或让他有了某种“新加坡情结”，以至于在十余年后的“南方谈话”中，还反复提到要借鉴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有什么能让邓小平产生“情结”的秘密武器吗？答案应该是：开放，或曰对外开放。新加坡独立时，经济支柱是转口贸易，200万的总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就四五百美元，比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时人均近200美元的窘境好不了太多。但李光耀及其团队选择了以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通过开放将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和管理都引进来，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对邓小平刺激有多大

新加坡的发展对邓小平刺激有多大，在其访问30多天后的大陆政府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着印证：“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等表述正式写入公报，利用外资、扩大出口、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对外开放政策得以确立。在其后的日子里，新加坡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关联度更趋密切，对外开放与中国发展的加速作用也更加凸显。这应当是2018年12月，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李光耀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的重要原因。

在45年间，“改革开放”已成为中国话语或行文中的某种固定搭配，表明的是“开放”与“改革”的相互促进关系：改革推动开放，开放促进改革；改革内蕴开放，开放也是改革。但把45年的发展稍作分析也不难发现，“开放”与“改革”逻辑关系的演绎轨迹，似乎与说惯了的“改革开放”顺序稍有一些差异：改革因发现自身弊端而起，弊端之发现是与先进比较的结果，开放的环境是进行比较的前提。

这样一个“开放—比较—发现弊端—改革”的逻辑轨迹表明，开放引发改革，改革促进开放，抑或用“开放改革”表述这段发展也无太大不妥。这就如同某个女人面镜而照，只要不与自身之外的女人比较，井底之蛙的境域会使她当之无愧地自视为当世美女一样。错不在她，而在于封闭的环境，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而已。

首批留学生抵美意义重大

事实就是这样。在邓小平到访新加坡的1978年，从当年1月到第二年的2月，除新加坡外，他还访问了日本、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同一时期，中国有12名国务院副总理率团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1个国家。在对这样大规模的考察进行总结中，邓小平透彻地挑明：“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黄力之：《两次“看世界”，让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解放日报》[上海]2018年12月12日）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大了”。

也是在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批留学美国的52名中国大陆学生，在当年年底抵达美国。这一不仅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对中国实施开放政策的说服力有多大，或许很难估量。但后来他们中的七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并获得中国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80%在大学任教或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成为知名专家或学术大咖的记录，犹如对外开放之于中国发展的作用一样，怎么估量也不过分。

“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告诉人们，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推进改革的直接导因，开放的实际成效，即改革体制机制弊端形成的成果，还会产生促进改革的倍增效应，并进一步激发扩大开放的动能。45年间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倍增”中，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对外开放，让充满生机的市场经济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进而造就一个全新的中国，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也照靓着历史。走过45个年头，可以从中汲取经验、获得启迪的，似乎就不止于中国自己了。及远而言，对资本主义心存芥蒂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惊世骇俗的《共产党宣言》中，也不带偏见地认为，社会化、全球化，或曰对外的开放，使资本主义能够“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及近而言，二战以来，抑或就中国进行对外开放的45年当中，世界享受相互开放的红利，难道不也具有“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效应吗？

可惜的是，45年过去，全球化与开放的滚滚大潮在与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碰撞后，伴随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盛行，加之“脱钩”“去风险化”的渲染，“开放”在当今多多少少有了一点抽象化、寒暄化的味道，举开放之旗行保护主义之实的举止，其实在一些地方和一些人心中，也不乏心照不宣的内悟。在这样的环境中，细细琢磨一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与变化，对今天各国的发展乃至相处之道，应当有启发的价值。

1979年初，邓小平飞越太平洋访美，李光耀做出这样的评价：“中国开放的大门以后恐怕再也关不上了。”这句话表现出李光耀观察世界的眼光确实超乎常人。世人在观察、审视中国45年的发展之余，对于“再也关不上了”的开放大门，真的须要有一些深入思考：当世界各国早就享受开放之惠、知其已然与必然之后，已经开放了的大门岂可再关上？这对中国是如此，对世界也是如此。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