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极端”都是可怕的

每个社会都存在极端主义者，而所有极端主义者都是可怕的，不管他们是政治上的极左或极右派，还是宗教上的激进分子。可怕在于人一旦走极端就会失去中庸，失去理性，无法妥协。

1995年11月5日，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和平集会后准备离场时，在座车旁遭枪杀。从此，本来充满希望的以巴和平，就死在刚拉开序幕的刹那。当场被捕的枪手阿米尔（Yigal Amir）是一名还在念大学的激进分子。他坚持杀死拉宾是个人决定，与人无关。但事后调查显示，他是一个极端右翼组织的成员。

生于1970年的阿米尔被判终身监禁，他现在已53岁，仍在监牢里。这些年来，好些以色列极右组织曾多次要求赦免，以色列国会后来通过一项立法，规定杀害在任总理的罪犯不得赦免。因此，看来他很可能得老死狱中。

1974年，军人出身的拉宾成为工党领袖并出任总理，但三年之后就因他领导的联合政府分裂而下台。1992年，拉宾再次当选总理，并力主与巴勒斯坦达成和解。1993年8月，他与时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秘密签署《奥斯陆协议》。1993年9月13日，两人在白宫举行历史性会面，促成此事的是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1994年，拉宾和阿拉法特同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巴“两国方案”呈露一线曙光。

根据协议，巴勒斯坦人得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管理巴勒斯坦的领土。以色列国防军则须从所占领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撤军。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国并承诺拒绝暴力，以色列则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阿拉法特被允许返回巴勒斯坦。过渡期为期五年，在此期间，双方计划再谈判解决剩下的问题并达成永久协议。

但拉宾死后，以巴和平进程随之嘎然而止。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的政治随后逐渐右倾，再没有出现另一个拉宾。2004年阿拉法特病逝后，巴勒斯坦没再出现有能力团结巴人的领袖。加沙地带后来被激进的哈马斯控制。

以色列的极右派指责拉宾卖国、反对巴人建国；巴勒斯坦同样也有誓言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极端势力。他们迷信暴力，彼此武力相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当前的情况下，重启两国方案，只能说是画饼。

10月7日哈马斯突然发动大规模袭击前，以色列出现了媒体称为有史以来最右的政府。细节姑且不论，但我们知道，以色列极右派的基本理念，是犹太人至上主义和反阿拉伯种族主义。他们反对巴人建国，要加大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殖民，驱逐巴勒斯坦人，扩大以人定居点。他们所属的极右翼政党，包括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虽然在国会只占少数席位，却成了内坦亚胡阵营拉拢组织政府的造王者，并在内阁中占据要职。

去年底，内坦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组阁时，曾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签署协议，同意推进一项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计划。如此极右，怎还有两国方案立足的余地？

每个社会都存在极端主义者，而所有极端主义者都是可怕的，不管他们是政治上的极左或极右派，还是宗教上的激进分子。可怕在于人一旦走极端就会失去中庸，失去理性，无法妥协。极端主义轻则导致分裂和对立，如美国的两党对峙；重则导致人为的灾难与祸害，如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十年文革浩劫。但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等）却又是政客（包括披上宗教外衣者）煽动和蛊惑人心的利器。

各色极端主义都是排他的。因此，极端的以色列人容不下巴勒斯坦人，而极端的巴人如哈马斯也容不下犹太人。最可怕又可悲的是，这些极端主义都以彼此作为存在的理由。你做初一，我必须做十五。因为有你的存在，所以我也必须存在。在极端主义主导的情况下，以哈冲突要重回和解之路，跳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几乎是不可能的。哈马斯的袭击已成了以色列再次入侵加沙的理由，加沙将被夷为焦土。即使美国想要阻拦，派国务卿布林肯前去说项，希望暂时停火，以便有机会解救一些被挟持的美国人质，内坦亚胡也断然拒绝。

以哈各走极端，各有各的缘由。巴勒斯坦方面的情况，除了以色列长期的压迫和欺凌，是政治上的无能。如前所说，阿拉法特之后，巴勒斯坦陷入近乎无政府状态。2007年之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事实上已东西分治，有点像以前的东西巴基斯坦。西边的加沙地区由哈马斯掌政，东边以色列继续占领的地区，由“巴勒斯坦国”有限管理，但阿巴斯总统领导的政府被指贪腐无能，得不到多数巴人的支持。巴人命运多舛，但多个世代以来却如一盘散沙，无法自强自立，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弃儿，备受欺凌，还要不时承受战火蹂躏，真是可悲。

以色列方面，极端者其实并非多数。这从每次的国会选举结果可以清楚得知，极右派总是只占少数。问题出在以色列政治的碎片化，结果让少数政党有机可趁。以色列是少数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任何政党只要获得一定数额的选票，就能获得分配国会议席，因此政党林立，极右派就有几个。结果是很难有一个政党能占据主流，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席单独执政。连2022年底的大选在内，以色列在四年里便举行了五次大选，正因选后出现的，都是经过冗长政治利益交换和分肥的“权宜婚姻”，难成大事，也不能代表主流民意。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结果，使每个政府和政党领袖都忙着设法延续政治生命，只顾眼前，不管长远，也难以集中精神处理国家大事。有人便认为，10月7日哈马斯成功突袭，是政府分心所致。一个生存在阿拉伯海洋，一开始就要面对战争威胁的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或许对此大惑不解，以色列为什么会在政治上如此碎片化，无法团结？除了比例代表制所带来的问题，另一个关键因素应是政党政治的内在动因。多党政治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分化，比例代表制则加速了这样的分化。民主虽好，但至今却还没有人想到可以避免政党恶斗、社会走向分化或极端化的“解药”。新加坡似乎是个例外，至今还有一个能够作为中流砥柱的政党，允执厥中，抑制所有形式的极端主义，保持社会的中庸与和谐发展。问题是，这样的好景还能维持多久？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