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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刚:“极端”都是可怕的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3-11-08 07:45
吴俊刚:“极端”都是可怕的

每个社会都存在极端主义者,而所有极端主义者都是可怕的,不管他们是政治上的极左或极右派,还是宗教上的激进分子。可怕在于人一旦走极端就会失去中庸,失去理性,无法妥协。

1995年11月5日,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和平集会后准备离场时,在座车旁遭枪杀。从此,本来充满希望的以巴和平,就死在刚拉开序幕的刹那。当场被捕的枪手阿米尔(Yigal Amir)是一名还在念大学的激进分子。他坚持杀死拉宾是个人决定,与人无关。但事后调查显示,他是一个极端右翼组织的成员。

生于1970年的阿米尔被判终身监禁,他现在已53岁,仍在监牢里。这些年来,好些以色列极右组织曾多次要求赦免,以色列国会后来通过一项立法,规定杀害在任总理的罪犯不得赦免。因此,看来他很可能得老死狱中。

1974年,军人出身的拉宾成为工党领袖并出任总理,但三年之后就因他领导的联合政府分裂而下台。1992年,拉宾再次当选总理,并力主与巴勒斯坦达成和解。1993年8月,他与时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秘密签署《奥斯陆协议》。1993年9月13日,两人在白宫举行历史性会面,促成此事的是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1994年,拉宾和阿拉法特同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巴“两国方案”呈露一线曙光。

根据协议,巴勒斯坦人得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管理巴勒斯坦的领土。以色列国防军则须从所占领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撤军。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国并承诺拒绝暴力,以色列则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阿拉法特被允许返回巴勒斯坦。过渡期为期五年,在此期间,双方计划再谈判解决剩下的问题并达成永久协议。

但拉宾死后,以巴和平进程随之嘎然而止。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的政治随后逐渐右倾,再没有出现另一个拉宾。2004年阿拉法特病逝后,巴勒斯坦没再出现有能力团结巴人的领袖。加沙地带后来被激进的哈马斯控制。

以色列的极右派指责拉宾卖国、反对巴人建国;巴勒斯坦同样也有誓言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极端势力。他们迷信暴力,彼此武力相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当前的情况下,重启两国方案,只能说是画饼。

10月7日哈马斯突然发动大规模袭击前,以色列出现了媒体称为有史以来最右的政府。细节姑且不论,但我们知道,以色列极右派的基本理念,是犹太人至上主义和反阿拉伯种族主义。他们反对巴人建国,要加大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殖民,驱逐巴勒斯坦人,扩大以人定居点。他们所属的极右翼政党,包括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虽然在国会只占少数席位,却成了内坦亚胡阵营拉拢组织政府的造王者,并在内阁中占据要职。

去年底,内坦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组阁时,曾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签署协议,同意推进一项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计划。如此极右,怎还有两国方案立足的余地?

每个社会都存在极端主义者,而所有极端主义者都是可怕的,不管他们是政治上的极左或极右派,还是宗教上的激进分子。可怕在于人一旦走极端就会失去中庸,失去理性,无法妥协。极端主义轻则导致分裂和对立,如美国的两党对峙;重则导致人为的灾难与祸害,如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十年文革浩劫。但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等)却又是政客(包括披上宗教外衣者)煽动和蛊惑人心的利器。

各色极端主义都是排他的。因此,极端的以色列人容不下巴勒斯坦人,而极端的巴人如哈马斯也容不下犹太人。最可怕又可悲的是,这些极端主义都以彼此作为存在的理由。你做初一,我必须做十五。因为有你的存在,所以我也必须存在。在极端主义主导的情况下,以哈冲突要重回和解之路,跳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几乎是不可能的。哈马斯的袭击已成了以色列再次入侵加沙的理由,加沙将被夷为焦土。即使美国想要阻拦,派国务卿布林肯前去说项,希望暂时停火,以便有机会解救一些被挟持的美国人质,内坦亚胡也断然拒绝。

以哈各走极端,各有各的缘由。巴勒斯坦方面的情况,除了以色列长期的压迫和欺凌,是政治上的无能。如前所说,阿拉法特之后,巴勒斯坦陷入近乎无政府状态。2007年之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事实上已东西分治,有点像以前的东西巴基斯坦。西边的加沙地区由哈马斯掌政,东边以色列继续占领的地区,由“巴勒斯坦国”有限管理,但阿巴斯总统领导的政府被指贪腐无能,得不到多数巴人的支持。巴人命运多舛,但多个世代以来却如一盘散沙,无法自强自立,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弃儿,备受欺凌,还要不时承受战火蹂躏,真是可悲。

以色列方面,极端者其实并非多数。这从每次的国会选举结果可以清楚得知,极右派总是只占少数。问题出在以色列政治的碎片化,结果让少数政党有机可趁。以色列是少数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任何政党只要获得一定数额的选票,就能获得分配国会议席,因此政党林立,极右派就有几个。结果是很难有一个政党能占据主流,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席单独执政。连2022年底的大选在内,以色列在四年里便举行了五次大选,正因选后出现的,都是经过冗长政治利益交换和分肥的“权宜婚姻”,难成大事,也不能代表主流民意。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结果,使每个政府和政党领袖都忙着设法延续政治生命,只顾眼前,不管长远,也难以集中精神处理国家大事。有人便认为,10月7日哈马斯成功突袭,是政府分心所致。一个生存在阿拉伯海洋,一开始就要面对战争威胁的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或许对此大惑不解,以色列为什么会在政治上如此碎片化,无法团结?除了比例代表制所带来的问题,另一个关键因素应是政党政治的内在动因。多党政治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分化,比例代表制则加速了这样的分化。民主虽好,但至今却还没有人想到可以避免政党恶斗、社会走向分化或极端化的“解药”。新加坡似乎是个例外,至今还有一个能够作为中流砥柱的政党,允执厥中,抑制所有形式的极端主义,保持社会的中庸与和谐发展。问题是,这样的好景还能维持多久?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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