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美债收益率飙涨加大全球经济风险变数
自今年7月中旬开始,美国国债收益率便迈开了加速上涨的步伐,2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刷新17年来的最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16年来首次升破5%,并创出同期历史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同样抵达过往16年的最高点位,市场预言美债还有登高的空间。美债收益率的全线走高,反映出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隐患,同时也将风险传导至全球市场,给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增加了许多的不确定因素。
美国经济自身难逃反
虽然说国债收益率尤其是长债收益率的上升,是美国经济增长趋向乐观的重要指标,但从政府投资端看,美国政府存量国债规模已达33万亿美元(约45万亿新元),今年底将突破34万亿美元,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偿债成本的增加。与此同时,美联储正在持续“缩表”,受到国债利率升高的冲击,“缩表”已使美联储全年亏损超过1000亿美元。美联储的亏损意味着上缴财政部得利润减少,支出扩大伴随着进账萎缩,公共财政的投资不能不受到挤压。
再看企业投资。美债收益率上升的背后是美元利率的走强,在企业间接融资成本显著增加的同时,美债收益率升高也必然引起企业债利率上扬,带动企业间接融资成本的增升。尤其是美国债券市场目前存在着高达1.3万亿美元的企业垃圾债,债券收益率上涨不仅会显著增加偿债成本,也会导致发行人信用受损与再融资难度的提升,让企业债违约与破产风险扩大。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已有超过78家美国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企业破产数量创下13年来的最大记录。
消费端受到国债收益率升高的反噬更为残酷。一方面,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攀升,直接将30年期房贷利率推高至8%,为2000年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购房意愿不断下降,房贷申请跌至28年的最低水平,成屋销售创出2010年以来的最慢增速。另一方面,2023/2024学年新申请联邦直接学生贷款利率升高至5.5%,分别高出前两个年度0.51和1.77个百分点,同时五年期新车贷款的平均利率升至16年以来的最高。受到影响,最新的10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出一年半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
非美发达经济集体承压
以欧元区、日本等为主的非美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在历史上一直与美债收益率保持着非常敏感的同向共振关系。在本轮美债利率上涨周期中,欧元区基准的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12年来首次接近3%;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近11年最高;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登至10年来的最高位置。问题的关键在于,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今年全球新增债务超过80%的增幅来自发达经济体,而不断上升的国债收益率在显著提升政府偿债成本的同时,也加大了公共财政和主权评级的风险。尤其是欧元区意大利债务总额高达2.4万亿欧元,超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0%,主权评级离垃圾级仅一步之遥,债务违约可能一触即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由此发出警告,高额债务导致各国政府容易遭受危机的冲击。
如同美国一样,欧元区也存在着高达4120亿欧元(约5967亿新元)的企业垃圾债券,而且以欧元计价的此类债券收益率,在国债收益率上扬力的直接牵引下,最终与政府债券收益率形成的“利差”,扩大至过去七年以来的最大,等于说前者的上升斜率更陡,利率更高。更为关键的是,在更高利率违约风险吓退投资人的同时,欧元区并没有美国那样可以支持垃圾债券的丰沛流动性,意味着垃圾债券的发行更容易流产。因此对于欧元区债券等级低的公司而言,债券收益率上涨造成的打击最为严重。像德国2023年破产企业的数量,创出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法国企业年度破产量更是同比剧增四成以上。受到影响,德国和法国今年以来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处于收缩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盟统计局也不约而同地下调了2023年欧元区经济增速。
对于日本来说,10年日债收益率上升空间受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封控,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代表着二者的利差空间越拉越大,客观上将日本央行推入到调整YCC的更窘迫境地。一方面,维持政策原状的代价是日元持续走弱,且可能承受外资流出的风险;同时日元作为全球第三大避险货币的功能属性也会大大减弱,且不排除会招来国际资本空头力量,对日元形成进一步的打击。另一方面,若日元央行调整YCC,日本国债收益率以及企业债利率都要上涨,政府与企业的发债与偿债成本随之增升,公共与商业投资能力相应地被极大压扁。更为重要的是,YCC一旦转向,也必然令好不容易得来的通胀上行格局发生松动,日本经济可能重现再通缩的险情。
新兴市场遭遇残酷倾轧
除了中国等少数经济体外,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信用都不高,货币的国际化程度都很低,依靠本币对外融资的难度非常之大;反之美元信用较为优良,且具有较好的流动性,于是以美元对外举债,成为新兴市场的最主要选择。观察发现,自2015年至今,新兴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外债总量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总量规模超过4.3万亿美元。伴随着美债收益率的升高,新兴市场承受的不仅仅是偿债成本剧增的压力,更有偿还能力受到质疑以及债务重组与债务违约的担忧。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分析报告,新兴市场今年共有137亿美元主权债到期,如果美债利率继续上涨,部分发展中国家将出现债务延期或无法偿还的风险,代表性的有斯里兰卡和加纳正在与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的谈判;赞比亚与玻利维亚正欲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更多的国家如阿根廷、埃及、土耳其以及格鲁吉亚等债务风险敞口越撕越大。
实际上,作为债券发行主体,在美债收益率上涨的倒压之下,新兴市场国家所显示的违约风险越大,最终实现融资的难度也越大,利率也会更高。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今年来共有21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权美元债券,较美国国债溢价约1000个基点,其中埃塞俄比的溢价最高,接近50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反映到二级市场上,债券价格的下跌也会更加严重,更容易成为投机者做空的重点对象;这反过来又会对收益率构成倒灌推高风险,进而加大融资成本。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债券收益率—违约风险—融资成本之间,事实上构成了一种负反馈关系,资产负债表也会随着融资规模的扩张变得更不好看。
如前所指,美债收益率上涨的背后,很大程度是美元利率上扬所推动。美元走强压低新兴市场货币,本币不断变弱,新兴市场依赖美元对外融资变得越来越强烈与无奈。数据显示,去年全球新兴市场美元债融资规模1030亿美元,今年则扩张至1500亿美元,美债收益率高涨下借贷成本的增升之痛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为使融资变得更为顺畅,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转向更高收益率的垃圾债券,但基于信用风险的担忧,市场并不愿意策应跟进。自去年下半年至今,除了危地马拉、乌兹别克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在今年下半年获得了总额为24亿美元的小规模高收益债融资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颗粒无收。
作者是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