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湾区非“问题收容所” 民生课题港事应港办

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凶杀案震惊社会，加强支援精神复元及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是特区官方的责任，然而在立法会上，有议员却反问官员，有否想过在大湾区找地方“安置这些朋友”、“释放他们”。有关说法令人侧目，不仅因为当中隐含排斥精神复元人士的成分，还牵涉到有没有正确看待大湾区融合。中央贯彻爱国者治港，特区高官和立法会议员不久前才率团访问大湾区，理应明白共建大湾区，目标是推动互利共赢，而不是将大湾区视为“问题收容所”，困难交别人，着数归自己。解决香港民生问题，治港者须展现应有的担当，不应动不动便打中央及内地主意，企图将自身责任转嫁别人。

“湾区安置精神病人”

议员说法令人侧目

因应荷里活广场凶杀案，政府听取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建议后，提出10项措施，包括因应居于社区的精神复元人士需要，由医管局社区精神科服务跨专业团队跟进，提供适切社区支援，例如精神健康评估、预防复发、药物管理、危机介入、压力处理等，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同时也会向照顾者及家人加强支援。另外，官方亦会研究是否收紧有条件出院令，多些考虑复元人士的家庭环境，以及出院后能否得到足够支援。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本周开会，多名议员关注官方是否有足够人手，例如个案经理，支援重返社区的精神复元者，希望官方可以投放更多资源，加强相关服务。自由党立法会议员（批发及零售界）邵家辉则“另有见地”。邵议员声称，有些“原本住院”的人，“未知是否因为有关方面人手不足”，被放回家，为家人带来巨大压力，结果发生不幸事件，并问在场特区官员，“有没有想过在大湾区找地方安置这些朋友”、“会不会释放他们到大湾区”。及至会议尾声，邵议员再谈“有条件出院”机制，问官方有没有足够床位收容精神科病人。医管局方面表示，精神科病床使用率，大约为六七成，言下之意是硬件设施足够。政府官员没有断然拒绝邵议员的提议，仅表示要排优次，例如是否先加强本地处理能力。

精神复元者需要的是支援而不是排斥。荷里活广场凶案发生后，官方和民间有识之士一再强调，不应对精神复元或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扣上负面标签，邵议员的发言，则反映了部分人对精神复元者的误解及成见。涉及精神病人的暴力案件，容易惹来社会注目，但这类个案只占本地全年伤人凶杀案件极少数，不应以偏概全，将每名精神复元者都视为“潜在计时炸弹”。照顾精神复元者，家人有压力不足为奇，但亲情血浓于水，相信很多家人都宁愿多费心力在家照顾，而不是让他们长期羁留于精神病院，遑论“流放”到香港以外地方，这是基本的同理心问题。

根据《精神健康条例》，倘若病人精神紊乱的性质或程度，足以构成理由将他羁留在精神病院一段“有限期间”观察，医管局可向法院申请，强制当事人入院。若病人情况稳定了，医管局可召开跨专业个案会议，由主诊医生、医务社工、个案经理等共同讨论，决定是否可以有条件出院，相关条件可以包括要求病人居于指明地方、于指定门诊定期复诊及服用处方药物，以及受社署监管等，不遵守条件可把病人召回精神病院。现在只有强制入院且有使用刑事暴力倾向的精神科病人，才适用“有条件释放”安排，其余大部分病人，包括非强制入院者均可无条件出院。简言之，无论强制入院还是有条件出院，都要经过专业评估，跟院方“人手不足”或“床位不够”无关。现在官方谈的人手问题，是复元者及家属在社区能否得到足够支援，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遇事避难借内地“过桥”

爱国者治港不应如此

中央贯彻爱国者治港，对新制度下产生的官员议员质素水平有期望。住屋、医疗、教育等民生事务，特区力所能及，就应该设法自行办好，这才是体现治理主体责任，官员要有决心破除窒碍民生经济发展的固化利益藩篱，议员也要有担当，不能一有什么麻烦或困难，就指望内地或中央相助。支援精神复元及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是特区政府的责任，眼前可以在本地做的事情有许多，没理由将责任转嫁他人。

共建大湾区，重点在于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官员议员考察过大湾区，理应知之甚详。香港一些民生问题，诸如安老等，放在大湾区框架下，的确可以有更多方法处理，但前提是内地方面也认为这是互利共赢。倘若香港方面只视大湾区为“问题收容所”，有麻烦事就推给别人，有着数拿就伸大手掌，其他大湾区城市不会接受。数年前，特区政府提出在港深边境兴建“超级殡葬城”，惹来内地民众批评香港“己所不欲施于人”。邵议员昨天回应事件，重申“十分尊重大湾区”，惟有关“安置精神病人到大湾区”的倡议，确令人联想起之前有政界人士主张，向中央申请租借桂山岛填海建公屋，两者同样天马行空，不理内地人感受，也不考虑本地人需要及现实可行性，背后折射的是遇事避难、缺乏担当的卸责心态。爱国者治港，不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