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永康：英国王室并非待割的盲肠

拜读5月10日言论版何越的文章《英王室会败在查尔斯三世手里？》，深觉这位《金融时报》中文时评人对英国王室的处境评价中肯，尤其文末宣述威廉王子的继位，是一则乐观的展望。

文章开首之言“（英国）民主与王室共存多年，实在令人惊叹”，意味着民主与王室具有势不两立的因素、君主立宪制度的宿命注定行不通，是一般的误解（中国自1949年以后这种误解特别深），因此准备在此谈谈英国王室的来龙去脉。

诚然，以目前美欧左派在年轻一代中灌输的“恨我们的国家，恨我们的历史”思潮来看，王室就是国家社会的赘瘤，是待割的盲肠。刚受王冠加冕的查尔斯三世，便曾被讥为“等待工作70年的无业游民”；不理会王室对英国的贡献（包括经济）而只以“他们不缴税”的表象所作的揶揄，也甚嚣尘上。

君主立宪不能一蹴而就

正如何君文章所指，英国王室的一个特征是“牺牲自我利益”的谦让。其实英国王室的历史充满血泪，已故史学家黄仁宇所著《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台湾联经中译，1991年初版）便有一整章谈论英国。开篇是1649年1月30日的伦敦冬日，国王查理一世在内战过后，被“特别法庭”送上断头台的场景。

由于国王不承认此法庭有判他死罪的权威，执行死刑的人怕他最后反抗，断头台上加了卡钉和绳索，准备必要时将他捆绑。但这一切均属过虑，行刑前查理表现得相当合作，并以一顶丝织睡帽束起长发，以便行刑过程的利索，还请求让他祷告完毕才动手。过程遵照国王安排，整个程序终于在午后二时零四分完成。

黄仁宇的原话：“这个被命运遗弃的国王，临刑还说了宽恕他仇人的话，希望英国国民享有他们的自由，并嘱咐生者，应当召开一个全国宗教会议。这些情节，即使是300多年之后读来，还不免令人心折。”

经过克伦威尔一段时期的专政，查理二世于1660年复辟（在中国近代史论述中，“张勋复辟”是一段可耻的笑话）。但黄仁宇指出，查理二世恢复的不是伊丽莎白（一世）式的王位，而是立宪君主制的王位，新政对教会有所约束，也主持“司法改革”。

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获准宣布登基成为英国国王，前提就是必须接受由英国国会所提出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亦称《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权利法案于1688年提出，1689年12月16日签署。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并非一蹴而就。

今年5月6日查尔斯三世加冕前夕，英国前脱欧部长法拉奇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中，阐述这段“历史性盛典”的意义。他说，自1688年以来，英国王室的职责就是确保当政者没有作出任何损害国家和损害宪法的行为。首相与君主之间的对话往往是机密的。但以刚辞世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说，任何立法若无她的签字首肯，是绝对不能成为法律的。

法拉奇指出，女王就是以“你肯定吗？你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吗？”这样的探问，微妙地行使她的权力，发挥她的影响力，温文尔雅。他说，300多年来，英国就是以这种秘密行事的方式治理国家。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有非常稳定的政府，稳定的王室，“我们并没有诉诸革命，没有变成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总的来说，我想英国的制度看起来好像过时了，但它却是行之有效的。”

王室使命是服务国家

其实在历史上，英国王室有宣示国家主权的作用。2010年英国历史剧情片The King’s Speech（台译《王者之声：宣战时刻》，最精确），就是描述约克公爵乔治（后来的英王乔治六世）请专师指导，克服天生的语言障碍，在二战来临的麦克风前作全国广播，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

王室对英国发挥的正面作用，还在于大英帝国解体后成立的共和联邦。

欧洲“先进”国家对世界各地殖民的历史，有光明面有黑暗面，毋庸赘言。但相对于其他欧洲大国，英国对解除殖民统治做得最为得体，并能引导新独立的国家保留其典章制度，走上相对温和的法治道路。“英联邦”国家也往往是经济比较上轨道的国家，除非自己走上偏激之路，另当别论。

新加坡南洋大学前校长黄丽松在回忆录《风雨弦歌》中，津津乐道南大改组后，除了成立南大语言中心，就是提高南大国际地位，并在东南亚区域以及英联邦的大学家族内担一责任，不能自绝于外。此后，南大毕业生在本地“不受承认”，到外留学的也诚然多是英联邦国家。1972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新加坡，时间关系，只能参观一所大学。她选择了南大。黄校长在南大行政楼设午宴，招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

在威廉王子（现为威尔士亲王）日前为父王加冕的演说视频上，有美国观众留言，盛赞王子是在充满争议的父母离异中成长，15岁失母，但克服了伤痛，坚持为国家服务：受训成为直升机飞行员，在全国参与搜寻与拯救任务。

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居英期间，电视上常看的一个环保节目，是当时的威尔士亲王（查尔斯）到全国各地坑坑洼洼的地区，现身说法讲解地球面对的危险。他说得有没有道理是一回事，但查尔斯有哪点对不起英国，对不起英国人民呢？

作者是退休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