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计划经济思维理论有毒

近日，中国《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发布。方案明确，到2025年底将累计组织10万名青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10万名青年返乡实践、培训服务10万名青年提升兴乡技能，力争实现带动1万名青年入县下乡就业、培育支持1万名青年县域创业。潮新闻客户端2023年4月22日的一篇新闻评述认为，“此举旨在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一政策及相关解读，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了温铁军的相关理论。

在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看来，自大陆政府建政以来，新中国先后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最早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于1950年。温铁军认为，这是民国时期形成的恶性通胀在延续，国民党撤离时带走全部黄金储备，解放区为对国民党的战争和维持城市运转而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1949年物价上涨74倍，财政赤字是财政收入的两倍，工农业产出下降，劳动力大量失业。

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怎么办？建政之初的大陆政府，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土地改革。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中国接近90%的人口，回归了传统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城市经济割断联系。温铁军指出，大多数人口回归农村，重新走回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是新中国得以恢复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使民国时期遗留的危机软着陆的重要制度基础。

第二次危机爆发于1952年至1960年。1950年朝鲜战争使中苏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之后苏联共援助中国54亿美元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中国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并且主要按体制的要求，在1956年完成对所有私营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民族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演变。

但50年代上半期中国城市和政府“全盘苏化”，引起大陆政府领导人警惕。在中国坚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诉求下，苏联于1957年突然中断援华投资，大陆政府缺乏资本继续推进工业化。作为应对，1958年大陆政府中央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依靠地方财政资金和资源，参与原来被中央政府垄断的国家工业建设。

地方政府缺乏经验，在“制度路径依赖”下，模仿苏联投资形成的重工业模式，积极盲目推进地方工业化，是为“大跃进”，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财政赤字。与此同时，工业部门为消化军事重工业产品，占有农业剩余来完成工业化，调动劳动力集中投入，替代资金匮乏，故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却降低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进行“大炼钢铁”，粮食供给下降。中国对苏联的负债，须要用农牧业产品和矿产品偿还，加剧了农产品短缺。受此影响，1959年中国爆发财政赤字危机，经济陷入萧条，中国经济进入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

作为应对措施，中国政府大规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前往农村，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开始。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四年里，下乡知识青年多达129万。

第三次危机爆发于1962年至1970年。1960年代发达国家发生生产过剩危机，开始对外转移产业，致使国内失业率抬升，社会矛盾激化，美、意、法、日等各国爆发社会运动，迫使霸权国家通过对外战争和颠覆，转嫁国内矛盾，拉美、非洲、印度尼西亚、越南、韩国等政变频发。

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完成对美苏去依附、维护主权，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榜样，但这也加剧了中国被西方及苏联东欧的敌视，地缘关系高度紧张。为保护初步形成的军事重工业基础，1964年，中国开始向内地大规模转移沿海的制造业，实施投资巨大但几乎不产生微观利润的三线建设，造成维护军事重工业的制度成本倍加，同时取代了1963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三五计划。

在资本绝对稀缺的条件下，发动农民以成规模的劳动力代替稀缺的资本要素，维持国家工业体系。也正是由于偿付外债加上三线建设，使得中国财政负担过重，1967年爆发赤字危机，经济再次下滑，劳动力大量失业。

与第二次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相同，1968年，中国政府再次动员城镇过剩劳动力下乡，通过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实现城市危机的软着陆。有报道称，在这10年间，全国下乡知青高达1600万人。

第四次危机爆发于1969年至1975年。美国对外深陷中苏共同支持的越南战争20年，对内遭到民权与反战结合的社会运动压力，迫切需要战略调整。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演变成1969年的边境战争，苏联甚至不惜对华实施核威胁。美国不能坐视苏联使用核武器再度控制中国而失去战略缓冲，因而出面干预，并向中国传递信息。为了对抗苏联，中国也有意与美国达成和解，实现平衡，并基于“中国20年没有大战”的判断，转向经济建设。

中国为了调整偏重偏军的工业结构，1972年开始，由大陆政府中央引进西方43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四三方案），中央承担外债偿付责任，原因是试图维护本国工业化发展的自主性，不能影响经济体制，更不能影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由于1972年至1974年连续追加投入，造成财政收不抵支，投资能力下降，城市失业增加。1974年财政赤字危机爆发，城市再次出现大规模失业潮。

作为应对，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危机再次向农村转移，但年轻人缺乏革命激励，动员难度和社会不满显著增加，虽使城市危机软着陆，但也成为最后一次。

温铁军对他的观察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任何危机都会出现代价，中国的经济危机的代价就是转移到了农村”“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

这里有必要对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做个简单扼要的介绍。

城乡二元体制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核心是城乡户籍制度。国家明确将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几十种相关制度安排，如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这种制度设置把城市与农村做人为的分割，使得非农业户口附带了各种特权和福利，形成城乡不对等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因此，中国的城乡结构二元差异，不仅是一种自然空间结构的差异，也是一种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更是一种国家政策主导下的制度设置的差异。

这也正是我所认为的，温铁军理论有毒的原因。如果温铁军这套计划经济思维下的理论，在政策层面得到采纳，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不仅永不得解，还会因他的理论而进一步固化。很简单，按照这套理论逻辑，将城乡二元化，有助于为城市经济危机找到泄洪区——城市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就可将就业难、难就业的人，通过诸如“上山下乡”一样的政策，往农村赶，就可将城市危机向乡土社会转移。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