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幼儿园如何应对“生源荒”？

来源：中国《财经》杂志

作者：金贻龙、周缦卿

谢青（化名）很焦虑。再过几个月，两个大班的近50个孩子就要毕业了，可是2023年春季，只招到不足20个新生，“先不说（秋季）能不能招到更多，保住现状都已经很难了”。谢青是武汉一所民办幼儿园（下称“Y幼儿园”）的园长，她感到生源危机日益逼近。

实际上，从2021年开始，Y幼儿园的生源数量就出现了明显下滑。谢青预计，2023年秋季招生情况可能会更糟。“我们总共学位数是210个左右，如果今年9月在园幼儿能达到120人，那就相当理想了。”

教育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数量为4627.55万人，较前一年减少177.66万人，这已是连续第二年出现下滑。相应地，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较前一年减少约5600所，2008年以来幼儿园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

过去多年，很多家庭都饱受入园难的烦恼。但随着新生儿数量的滑坡，曾经的“一园难求”变为“一孩难求”，像谢青一样的从业者不得不思考前路。为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各地也出台了“托幼一体化”支持政策，办托班成为各幼儿园探索的一个方向。

眼下，尽管2023年秋招季尚未真正到来，但一场生源争夺战已经开始。

生源暗战

谢青在学前教育领域干了16年，其间曾在一所普惠性民办园当过园长，见证过“一园难求”的景象。但如今，“招生荒”的迹象逐渐显现，她察觉到，身边很多幼儿园都在提前抢生源，2023年尤其如此。

在谢青的印象里，至少在五年前，还不太需要提前招生。她回忆，“那个时候，我们5月才把当年秋季招生信息公布出去，到7月就能确定大概80%的报名人数，入学前一周，基本可以达到满员或接近满员的状态。”然而到了2023年，很多幼儿园将秋招时间线往前推，“有的园3月就已经开始了。”

不同于民办园拥有更大灵活度，公办园一直严卡招生对象年龄，一般要求3岁-6岁，且只进行秋招，而最近一两年，一些公办园也开始在春季接收插班生。幼教圈的人或许都注意到了2023年2月的一条网络热搜：“（驻汉）央企幼儿园20多年来首次对外招生”——不再硬性规定家长必须为本单位职工，这种氛围也加剧了其他幼儿园的紧张感。

为了竞争生源，谢青费了不少心思。她更多利用短视频平台宣传推广，并辅之地推和游园活动。有趣的是，今年春季招到的新生中，有60%来自在园生家长的推荐。

谢青目前所在的Y幼儿园主打“小班制”，每班班额控制在20人左右，在园幼儿数接近140人。谢青判断，一般来说，秋招难度大于春招，考虑到还有约三分一的在园幼儿即将毕业，同时在生育率走低的背景下，适龄入学幼儿减少，她预计今年无法维持进出生源的平衡。

事实上，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2016年，新生儿数量曾迎来一波反弹，但很快，生育堆积效应释放殆尽。统计显示，2017年-2021年的五年间，全国出生人口数平均每年都以100多万的数量减少，直到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唐一鹏2023年1月发表在《教育经济评论》期刊上的一篇论文指出，在园幼儿规模拐点已于2021年出现，考虑到新增人口的逐年减少，乐观估计到2035年，5岁人口可能仅有922万。

在园幼儿规模拐点出现的2021年，多家媒体援引北京市朝阳区入园登记报名服务平台的数据称，截至当年的8月11日——距离秋季开学只剩半个多月之际，朝阳区仍有136所幼儿园学位尚有富余，一些幼儿园还剩上百个学位。这当中，既有每月收费过万（人民币）的民办园，也有价格相对低廉的公办园。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县城。小满在湖南省耒阳市一所民办园工作了近三年，她记得，自己刚入职那一年，园里一共有240多名幼儿，但是目前只剩下210名左右。这所幼儿园最多能容纳300名幼儿，现在有几个教室因闲置而落灰。

耒阳是湖南省城区面积最大、城区人口最多的县级市，但在《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当地家长眼中，骑电动车半个小时左右基本可以穿城，所以他们在择园时的考虑也很简单，“离家近就好”。

2018年以前，耒阳仅有一所公办园。近年来，当地政府下大力气扩容公办园。耒阳市政府网站发布的一篇文章称，2020年，耒阳市通过新改扩建、回收治理、盘活改制等手段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9864个。

与此同时，和全国的趋势一致，耒阳的在园幼儿总数也在下滑。据《耒阳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2年底，全市在园幼儿3.7万人。而2019年的统计公报显示，全市在园幼儿4.6万人。也就是说，三年间减少了8000多名在园幼儿。

小满对这些宏观数据没有概念，她只知道，自己所带的30多名幼儿中，有三分之二都是一孩，家长多为90后年轻人，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愿并不高。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幼儿园的招生策略：当幼儿资源本身变得稀缺，稳定现有生源就显得至关重要。

此前，小满所在的幼儿园招生方式还比较传统，主要是派老师到小区门口或人流量大的广场摆摊发传单，用钓鱼游戏等方式吸引小朋友和家长，但效果甚微。眼看今年秋招季就要到了，这所在当地收费相对较高的幼儿园换了一种打法，“现在交500元定金，秋季开学交全款时，定金可以抵1000元学费”。小满介绍，小班每学期的学费为5000元左右，相当于每月1000元出头。

据了解，在耒阳，多数民办园每学期收费在3360元-4680元之间。因为差距不大，很难说学费优惠是否会对家长们形成吸引力。不过从小满所在幼儿园过往的招生经验来看，熟人推荐是获得生源的重要渠道。

“我孩子在那里上，还不错，下一个家长便会闻讯前来。”小满觉得，这是县城很多家长的择园心理，所以现在，她们尽可能多开展活动，让小朋友上台表演，邀请那些潜在家长到园里参观和试课。

当然，激烈的招生竞争背后也有着不为外界所知的一面。南方某省会城市一所民办幼儿园老师向《财经》记者透露，该园以乐高等素质课程为特色，但是最近三年从未招满过，为了迎合家长对孩子学业的期待，平时也私底下开设小学英语课程。

这种超前教育行为是被明令禁止的，但上述老师坦言，“家长有这个需求，大家都懂，只不过大家不说破而已。”看上去，这是幼儿园“招不满”困境下的无奈之举。

平衡需求与供给

从表面上看，部分幼儿园招不满是因为供给大于需求，但真正要溯源，还需要审视人口结构变动下学前教育资源的规划与配置。

“全面二孩”政策后，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婴儿潮”，各地掀起了新一轮的幼儿园建设高峰。根据《财经》记者的梳理，从2015年到2021年，全国幼儿园数量从22.4万所增加至29.48万所，年增长量均超过1万所。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教育部等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2017-2020年）首次提出了普惠园覆盖率的指标——到2020年，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总量中的占比要达到80%左右。

“普惠园”概念最早出自国务院2010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这类幼儿园的基本特点是面向大众、收费较低。有业内人士的理解为“要让大多数家庭的孩子都有机会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且买得起单”。

北京市朝阳区泛美幼儿园招生园长常暖暖发现，“一开始大家还在衡量（要不要转为普惠园），到了2018年左右，很多收费较低的小型民办园都开始‘转普’”。她对《财经》记者说，在望京一带，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每月收费3000元-4000元的营利性民办园。

根据生活服务平台望京网2020年5月的一篇文章统计，望京街道共有18所幼儿园，其中14所为普惠园，每月保育教育费均在600元-900元，剩下的四所营利园中，有三所每月保育教育费均达到7000元以上。

除了平抑收费，学前教育资源还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7.8%。要知道，2016年这个比例只有67.3%。

这似乎是一件共赢的事。然而，随着幼儿园的增加、生源的减少，部分园所开始陷入“招生难”的困境。

为了止损，有的举办者正在着手转让。近期，《财经》记者在58同城网站就看到过不少转让小区配套普惠性幼儿园的帖子，经纪人在描述亮点时，有一条是这么说的：“规划班级12（个）；现有班级五（个）”，可见其利用率并不算高。

“现在幼儿园不好做了。”说这话的是杨曦（化名），她也是转让大军中的一员，原本在武汉与人合伙经营着四所普惠性民办园。

“我们已经转手了两所，现在只打算留一所。”2023年4月的一天，杨曦对《财经》记者说。让她困惑的是，当地政府仍在大力扩大公办园规模，“有的区光一年就增加了近十所公办园”。

202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新的目标，到2025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以上。这份行动计划同时提出“达到90%以上”的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从地方的“十四五”学前教育规划来看，天津提出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3%以上；广东将新增33万个以上公办园学位，新建、改扩建2500所公办园；河南部署至少三分之一的县区通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国家认定。

“很多地方的幼儿园还存在着大规模、大班额、师幼比不合理的现象，新改扩建公办园等举措，是嵌入人口与教育新发展格局中地方政府及园所的阶段性反应。”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向《财经》记者解释。

除了整体的生源收缩，人口的地域差异和流动也在影响幼儿园的招生。

广东省东莞市水霖教育集团（下称“水霖教育”）旗下有九所幼儿园，其中七所为普惠性民办园，大多位于东莞市塘厦镇，这一地理位置决定其生源主要为外来人员子女。该集团学前教育事业部总经理游英发现，疫情引发的经济增长放缓，使得就业市场遇冷，很多人无奈返乡，这也导致一部分生源流失。

“总体上，我们的小班在园人数是大班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才两年时间就收缩了2倍-3倍。等现在的中班、大班生一毕业，我估计生源至少会折半。”游英说。据她的走访了解，附近几个镇街的幼儿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王海英强调，应当构建学龄前人口预警系统，研判资源未来配置需求，提高资源配置的韧性，化解人口发展可能带来的资源配置风险。比如，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特性，通过随机调查和定期普查收集相关人口分布情况。此外，各地政府还应当考虑各区的供给能力和区位禀赋，设立各自的“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警戒线。

全国工商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监事长马学雷认为，目前需要普惠资源的幼儿依然较多，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加在一起才能满足，但需要警惕的是，今后可能会出现过剩现象。

马学雷做过一项估算，按照教育部近期公布的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学前教育在园幼儿总数为4627.55万人，其中，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的在园幼儿4144.05万人，民办园在园幼儿2126.78万人。通过以上数据可知，2022年，公办学位、民办普惠学位已分别达到2500.77万个和1643.28万个。假设全国能在2025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的学前教育90%毛入学率和85%的普惠率，那么，在2020年-2022年间出生的3218万人口中，对普惠学位的需求量将是2461万个。

也就是说，现存的公办学位不仅能够实现普惠需求的全覆盖，甚至还会空置出39万个。

“所以，公办园不要再盲目扩大建设规模了。”马学雷呼吁道。

“幼无所托”之下的多元化探索

行业环境的变化逼着幼儿园想办法自救。

Y幼儿园坐落在一个养老型别墅小区里，仅室内面积就有400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开设了15个活动功能室，因为招不满，目前只使用了八个，教室也还有富余。谢青说，她打算腾出一些空间办托班。

从去年开始，谢青就萌发了办托班的想法。当时，她接触到一个早教培训机构，对方正面临着生存问题，“我们出资帮了一把，后来觉得这个事是可行的，现在上级部门也是建议可以考虑去办托班，相当于‘小小班’‘园中园’”。现在，Y幼儿园已经组建了一支十人左右的早教团队，等托育证办下来，检查合格之后，应该就可以招收2岁-3岁的幼儿了。

和附近的几所小区配套幼儿园定位“平民化”不同，Y幼儿园的目标客户是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人群，谢青觉得，这群人更有可能生育二孩或三孩，并支撑起较高的托育费用，“所以我们应该是有市场的”。在采访中，多所民办幼儿园都表达了办托班的想法，这是它们应对学位空置和生存压力的共同选择。

政策也在回应社会托育需求。早在2019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指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的幼儿。”

但从过去几年的落地情况来看，首要问题仍然是生源不稳定。小满所在的幼儿园之前就办过两年托班，有十多个幼儿报名，照看时间与幼儿园的上下学时间同步，“托班照顾起来很费劲，要换纸尿裤、冲奶粉”。小满感慨。可即使老师们付出了更多精力，仍然无法阻挡该托班在去年9月关停的命运，原因也很简单——招收的幼儿已不足十个，达不到开班要求。

对于这一点，托育服务机构EarlyBird爱彼宝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辛静深有体会。她对《财经》记者称：“在过去，孩子到了3岁，是家长主动送幼儿园，那时候孩子也多，幼儿园的招生只需要做好接待。但是托育就不一样了，要做的工作更加细碎，前期需要不断开拓市场、做活动，给家长们宣贯早期教育的重要性，等他们感受到这一点之后，才能逐渐实现转化。”

即便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区域影响力，EarlyBird爱彼宝的很多客户仍需要“养”较长时间。“从第一次接触到最终付款，大概需要1个-3个月。”辛静说。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2岁-3岁幼儿的成长特点与3岁-6岁幼儿存在差异，如果幼儿园将服务向下延伸，或许还需要作出更多改变。辛静指出，这里的“下延”不仅涉及改造班级、增加护理设施，还包括课程研发、师资培训等多个方面。

在EarlyBird爱彼宝创立的六年间，辛静观察到，家长们的需求点也在发生变化：一开始，他们比较关注园所的硬件设施，希望孩子从家庭平稳过渡到集体中，现在则更加注重软性氛围，比如师生之间的互动，希望孩子得到更专业的照料和教育，从而解放自己和老人。

然而目前，托位供给还存在较大缺口。有调查显示，中国三成以上的婴幼儿家庭有旺盛的托育需求，但现有托育机构入托率仅为6%左右，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入托率平均值在33%左右。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已将“托位数”纳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按照规划，到2025年，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国家卫健委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2.03个。

面对人口结构的变化，一种应对办法是充分挖掘幼儿园现有学位潜力。唐一鹏在前述论文中指出，2021年全国共有公办园12.8万所，假设2021年-2035年期间举办托班的公办园比例每年增加5%，允许每年富余的民办学位约有25%转化为托位，根据相关预测结果，幼儿园有能力把每千人托位数提高到2025年的4.9个。

一个好的信号是，2023年3月27日，北京市政府印发《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年-2025年）》（下称“方案”），其中提出，通过幼儿园开设托班、社区办园点转型等方式新增普惠托位不少于3万个；通过建设社区托育点、单位托育点和现有营利性托育机构转普惠机构等方式新增普惠托位不少于3.2万个。

年初，辛静的团队正式接手了一个大约300平方米的社区办园点。“这个面积对于幼儿园来说是很小，但用来办托育点就很合适，因为托育机构的班型更小，对师幼配比要求更高，我们基本上是以每10平方米一个孩子来布置的。”辛静说，现在幼儿园已经是红海市场了，推动社区办园点转普惠托育机构其实是提高托位数的有效思路。

在补齐社区托育服务短板方面，上述北京市的方案明确，在符合规划前提下，鼓励以适当方式将老旧小区中的国有闲置房屋和设施改造用于发展托育服务。这项工作由各区牵头，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等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给予支持。

在中国，学前教育往往和城市的公共建设绑定在一起，多地都曾明确，新建小区须配建普惠性幼儿园，并鼓励开发商提供租金减免等优惠。然而，由于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这项政策并未向托育机构覆盖。

按照辛静的说法，很多托育机构都是采取商业用地的模式，租金会占到运营成本的20%-30%。因为运营成本过高，其中一些机构未能撑过三年疫情就倒闭了。在拓店的过程中，辛静也感觉到，“很难找到合适的场地，”而这正是托育行业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辛静希望政府能够把国有闲置房屋的改造项目自上而下地推下去，同时，新建小区也应该留出一定的空间专门用于提供托育服务。在她看来，如果公共政策在规划时就进行这方面的倾斜，未来解决托位缺口将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