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欧洲战略自主知易行难

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在访华回国专机上接受采访时，再次抛出“欧洲应寻求战略自主”，以免沦为美国和中国的“附庸”，“而应成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极’力量。”他随后在访问荷兰时再次强调欧洲战略自主，“成为盟友并不意味着成为附庸”“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了”。

欧盟追求战略自主不是新鲜事，2016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文件”已经呼之欲出；马克龙提议“欧洲战略自主”也不只一次，2017年提出“欧洲主权”概念，2022年又提议欧盟建立新组织“欧洲政治共同体”。

处于俄乌战争、中美竞争的大变局之中，马克龙在访华后重申欧洲战略自主，尽管原意是指“欧洲不想陷入不同阵营之间的对抗，既不追随美国也不追随中国”，仍然一石激起千重浪，在西方引起辩论与争议。主要有四种反应：

一、明确支持。4月11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称，马克龙的立场在欧盟领导人中“并非孤例”。西方持此立场的人士处理对华关系，竞争、合作大致四六开。

二、部分支持。4月18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表态，呼吁开辟出“独特的欧洲方式”；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强调：“我们处于竞争模式，但我们必须继续与中国对话。”西方持此立场的人士处理对华关系，竞争、合作大致六四开。

三、部分反对。4月16日，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称：“马克龙呼吁建立欧洲战略自主权太天真。”西方持此立场的人士处理对华关系，竞争、合作大致七三开。

四、坚决反对。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说：“欧洲和美国之间牢固的跨大西洋关系是我们安全的基础”；波兰总统杜达的外交政策顾问普日达奇说：“我们相信欧洲更需要美国……今天美国比法国更能保证欧洲安全”；美国参议员卢比奥质问马克龙“究竟是不是代表欧洲”。西方持此立场的人士处理对华关系，竞争、合作大致九一开。

重申“战略自主”的背景

一、马克龙寻求独特历史定位。他一直是欧洲一体化和战略自主的中坚力量。2022年3月，在北约、七国集团（G7）、欧盟“三连峰会”后就公开声称，欧洲须要在军事上“减少对某些盟友的依赖，从而拥有更多的战略自主能力”；4月连任后，更真实和坚定实施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不惜违背主流民意，强行通过退休改革法案。法国罢工浪潮至今未平息，就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魄力。

二、法国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与英国、日本、韩国等盟友一边倒追随美国迥异，法国长期不愿意唯美国马首是瞻，独立自主在第五共和国开国总统戴高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966年戴高乐退出北约。2003年希拉克反对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

三、法国的国家利益起主导作用。英国脱欧之后，德法是无可争议的欧盟双发动机。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话语权更大，例如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的六大国，除了安理会五常之外，唯有德国。默克尔退休之后，朔尔茨领导脆弱的三党执政联盟，德国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经济部长来自绿党、自民党，经常和总理府唱反调。欧盟群龙无首，唯一合法拥有核武器的法国，抓住50年一遇的机会，试图增强对欧洲、欧盟的控制力，成为“带头大哥”。马克龙反复倡导“欧洲战略自主”，实质是与美、英、德争夺欧洲主导权。

四、欧洲利益与美国利益并不重合。例如，美国制定《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晶片与科学法案》，频繁运用金融制裁，将美元武器化，干扰欧洲企业经营自主权，同时损伤欧洲国家的主权，所以马克龙公开抱怨“美元的治外法权”。又如，全球气候变化在欧洲是中心议题，不仅有道义制高点，还有庞大经济利益，牵涉万亿美元量级的碳交易市场。但美国共和党一向不热衷，时任总统特朗普直接退出《巴黎协定》，美国国会很难通过相关法案。

但欧洲要做到战略自主终究是知易行难，原因如下：

一、美国控制欧洲意愿更强。无论谁当美国总统，潜意识都是“美国优先”，特朗普尤其另类，狭隘地以邻为壑、以友为壑，盟友忍无可忍，马克龙才说北约已经“脑死亡”，默克尔才考虑建立欧盟军队。拜登上任后首要任务是解除中国对美国霸权的威胁，迅速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团结盟友牵制中国。2022年9月26日，北溪-1、北溪-2天然气管道离奇被炸，丹麦、瑞典、德国以及欧盟对调查情况讳莫如深。

二、欧洲对美国依赖更深。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改变了苏联解体后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推动了欧盟、北约的团结，巩固了美国的领袖地位，欧盟防务、经济、能源等对美国依赖更深，与战略自主的目标渐行渐远。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成为欧洲首要的压倒性考量，长期保持中立的芬兰、瑞典迅速加入北约；1998年英法《圣马洛宣言》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24年未落地，终于在2022年3月《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付诸实施；1月10日，第三份《北约—欧盟合作联合宣言》签署，首次承认北约是“盟国集体防御和安全的基础”。据统计数据，美欧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明显降温，进出口总额以两位数递减；美欧之间的经贸联系持续升温，2022年分别取代了中国，互为对方最大贸易伙伴。

三、欧盟内部分歧矛盾过多。第二次海湾战争，时任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提出“老欧洲”“新欧洲”的概念。中东欧由于历史因素，恐俄症根深蒂固，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更是患上重度“仇俄症”，追随美国获得安全保护伞的动力十足，反对“欧洲战略自主”的声音高涨。西欧国家之间也存在利益分歧，2021年9月，美英澳三国联手向法国背后“捅一刀”，废除澳方650亿美元（约867亿新元）采购法国常规潜艇大单，改为采购美国核潜艇。即使在法国内部，民众对民生、经济等内政问题的关注度，也远高于外交事务。此外，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杂乱的财政政策，以及成员国对欧盟外交政策有一票否决权，更是两个巨大的制度障碍，导致欧盟内部很难达成共识，欧洲一体化的目标还很遥远。

四、中欧关系仍有回旋余地。美国霸权纵向比较相对衰弱，横向比较依然优势明显，中国20年内的综合国力不足以取代，硬实力差距会明显缩小，但软实力、巧实力很难有质的变化。安全与军事依赖美国，经济与发展依赖中国，是目前全球多数国家和国家联盟的现状，主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国家极少。德、法、欧盟不只一次声明，不与中国脱钩，符合双方利益。如果中国出昏招，发力过早、过多、过猛、过硬，反而推高欧洲反华声浪，并将欧洲推向美国怀抱。已被欧洲议会“冻结”两年之久的《中欧投资协定》何时生效，是衡量“欧洲战略自主”含金量的关键指标之一。

中国已经成功调解沙伊断交危机，并入场尝试调解难度更大的俄乌战争，如有成果，必获欧洲信任，足以交换《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俄乌战争再拖一年半至两年，继续深度削弱俄罗斯实力、深度捆绑欧洲，维持热度到2024年11月总统大选投票后，最符合美国利益。

当然，欧洲的利益持续受损，拖得越久损失越大，国力、民意的双重疲态已经呈现。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极可能是拜登、特朗普两个老江湖再次对决，无论谁胜选，都会下手抢“和平桃子”，乌克兰战争到时候有望加快结束。所以说，留给中国调解的时间窗口，只有一年左右。

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