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民族、翻译与族群文化的敏感性

最近《联合早报》连载本地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的中译长文《何谓新加坡华人》（What Does it Mean to be Ethnically Chinese in Singapore？）首先应该注意，这是王教授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耶鲁—国大学院于月前一次公开演讲的讲稿，而非特别讲究遣词造句准确性的学术论文。其次，原讲座使用的语言为英语。这两点，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讨论非常重要。

演讲中，王教授抓住一个对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情境皆具重要意义的议题。他将新加坡的“华人”与“华人性”，置于一个放大了的东亚与东南亚历史脉络中加以梳理，也只有通过追索这两个相互依存概念的形成与演变，才能凸显如何处理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对这一特殊群体要如何方能自我定位。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因此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自我认同，就与新加坡的国家精神构建密不可分。但这个华人主体，却又处在一个非华族文化为主的东南亚区域之中。并且，在新加坡华人以及其他种族立国的过程中，远洋贸易与欧洲文明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且为新加坡的立国提供了制度性架构基础。在这个新加坡国家建设的漫长征程中，在民族主义精神驱动下的华人群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势崛起，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又与中国的发展有着微妙的联系。

在这个异常深邃的讲座中，王教授提出了很多问题，尤其是新加坡华人性的复杂性，因为它牵涉到太多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地缘上的纠葛。无论如何，他还是指出新加坡立国的非凡原则，即在华人占主体的情况下，仍奉行多元平等的原则。

即使如此，讲座之中的若干与民族相关的内容，还是轻易挑动人们的感知神经。这也彰显出民族问题本身的敏感性。4月13日《交流站》刊出了曲英丽所撰的《反驳“汉人不抗拒外来统治者”论点》，用相当重的语气，批驳王文之中的“汉人不抗拒外来统治者”说。

我翻检了原文，在汉译之中，小标题为“汉人不抗拒外族统治者”，对应于英文原文的“Chinese accepting of foreign rulers”；正文之中有“几个世纪以来，汉人都不抗拒接受非汉人的统治”对应于原文“Through the centuries, the Chinese were prepared to accept rulers who were not Chinese”。让曲英丽非常愤怒的关键词是“不抗拒”，因此花费了大量篇幅来描写汉人反抗外来入侵者。

曲文有些细节当然有误，如提到满族人屠杀让“汉族人口锐减了80%”，就明显无法与中国人口史的主流学术研究相符。但就总体而言，具有民族主义传统且对自己文化非常自豪的华人，确实有相当激烈的抵抗外侮的传统。新加坡华人抗日的悲壮历史，就是很好的明证，并且这种情感也成为新加坡立国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潜在思想资源。

不过，我个人感觉汉译之后，未能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精确反映王教授原意，也是激怒曲金丽的原因之一。如果是我，可能会将小标题译为“华人容受外族统治者”。但无论如何，在正文之中使用“be prepared to”则确实有“不抗拒、有意愿”的意思。我只能认为这是演讲之时措辞不够严谨之故吧。

王教授讲座中之所以花费如此心力，来阐述在过去1000年中，中华文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处在异族统治之下，是为了表明中华文化本身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些异族虽然统治了中国，却最终接受了中华文化、制度与精神特质等，并就此重塑了中华文明的面貌。王教授是希望以此来消解民族主义排他性的死结，并以此来更为深刻地识别新加坡“华人性”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多重维度，重点当然并不在于华人作为群体，是否曾经反抗异族压迫。作为一位在中国古代史也卓有建树的史学大家，王教授当然对此一历史耳熟能详。

即使如此，从引发争论看来，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新加坡今天的现实情境里，对华人族群的任何整体评估，依然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在英语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所可能失掉或者扭曲的内容，再加上不经意的口语，往往就会成为社会舆论的引爆点。民族主义固然是推动新加坡国家建立背后的无声力量之一，并且在今后的国家建构中仍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对民族问题稍不留意，就会平地掀起社会之中的扰攘。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