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梅：以“没什么”心态迎向动荡世界

最近一个中国同行来新加坡出差，参观了亚洲文明博物馆，接着去看了翻新后重开的土生华人博物馆，留下深刻印象。

见到我时感叹地说：“我从来没想来新加坡玩，因为看到亲友们来拍的照片就是鱼尾狮、高楼大厦，没什么。这次看了你们的博物馆，里面的规划和策展很好，跟其他地方的大博物馆很不同，特别有生活气息，还想再来看看。”　

从“没什么”，到“想再来看看”，这中间的转变，值得深思。它一方面反映了现代人对文物“价值”观念的改变，同时也蕴含着新加坡如何自处的精神。

世界上著名的大博物馆特别是欧美那些动人心魄的博物馆，里面的收藏大多是历史上大帝国扩张的缩影。这些帝国向外殖民扩张，王室和贵族之间就掀起搜集海外珍奇异宝带回国的热潮。19世纪，莱佛士代表大英帝国到本区域进行殖民活动时，也在爪哇蒐集了本区域许多文物和艺术品，还有各种古董、木雕和家具。

如果按照这些博物馆的标准，新加坡这个小红点的收藏连人家九牛一毛都够不上，确实“没什么”。抢？我们不能做，也做不到；买？别人不想卖，我们也未必买得起。

在现实局限下，新加坡的博物馆走出自己的路，展示周边区域人民的探索精神，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景象，渐渐塑造成本区域唯一专门探索亚洲文物和艺术传统的博物馆。

近年来世界经历大变局，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反权威等等思潮，在改变着世界原本的伦理和秩序，改变了博物馆的定义。去殖民化的国家和民族，开始追讨自己的文物，使得欧美观念下的大博物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人甚至形容这是打开“文物归还”的潘多拉之盒。

新加坡本来就没有什么那样的文物，莱佛士蒐集的那些，他带走了，而这也使得我们没有包袱。以亚洲文明博物馆为例，20多年来重点从展示文物转向展现文明与文化。在这个更重视“人”的世界里，回头看这个选择，具有前瞻性。

“没什么”，是新加坡这个小国天生的现实，但不是宿命，更不表示不能有所作为。

“没什么”实际上是一种处世哲学，在没有或者匮乏中创造生存的条件，是我们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中不断努力的方向，比如没有石油资源，通过在裕廊岛填海的方式形成完整的石油和化学工业；水源不足，通过新生水和海水淡化，从只有收集雨水和进口水这两个水龙头，变成四个水龙头。

“没什么”的处世哲学，在上一个动荡的时代，激励我们为了生存有了前进的动力，如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动荡时代，而新加坡已经从“没什么”变得“很有什么”了，我们要以怎样的态度迎向挑战？

这两天快速翻看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塞尔（Ben Ansell）的新书《政治为什么会失败》（Why Politics Fails）。安塞尔的专长是在比较民主学，是研究现代民主国家困境的佼佼者，他在书中提出当前政治面对的五大陷阱：要民主，但人人都要自己做主，几乎不可能凡事都有“人民共同意愿”；要平等，却不愿意放弃个人财富；要团结，又不愿意自己让半步，配合其他人；要安全，却不愿意自由受限；要繁荣，但关注的是快速致富，没有耐心看长远。

安塞尔聚焦当下英国和美国社会，他的结论是这些问题必须从政治上去解决，我无意去探究欧美的问题，但是他们面对的现状对新加坡来说，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不论在哪一个发展阶段，都不能把手上抓住的权力、权益、财富、自由等等，视为理所当然。

特别是在这个动荡的世界，手上抓着的可能稍纵即逝，反而是一直抱着自己“没什么”的精神，可以推动我们审慎寻找创意空间、探索机会，不要只看抓在手上的，要看目前还没有，但未来充满的机会。

刚过去的星期一，哈莉玛总统在为第14届国会第二会期主持开幕时代表政府发表了施政方针，之后几天各政府部门发布附录。我们新闻室的同事每天快速翻看附录后，第一个反应也是“没什么”，因为我们习惯了在这些文告里寻找新措施、新项目和新宣布。可是再深一层思考，可以说我们习惯了某种形式的“有”，少了去发掘的动力。

实际上，政府下来的施政方针看到的恰恰是新加坡的不足，所以需要定下四大优先事项，包括为每一个新加坡人提供更多终身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加强社会安全网，协助生活上受到挫折干扰的人再站起来；继续建设绿意盎然、四通八达和高度宜居的城市；深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对彼此的责任感，缔造新社会契约。

抱着我们“没什么”的心态，不执着于已学会的一切，保持终身学习就有转身的空间，不可躺平。同时，扩大成功的定义，重视不同才能，鼓励我们不内卷。政府施政方针中说，世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新加坡没有什么可以和世界经济强国直接竞争的，但是可以更灵活地应变和掌握契机。

想起前面提到的博物馆故事，把劣势当成优势，是新加坡人须要珍视的潜力。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 hanym@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