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林：中国足球不是一朵奇葩

从国家队主教练到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到大大小小各级官员，再到因为涉嫌参与赌球而被传失联的一大批球员，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足球再次陷入千人唾万人骂的窘境。联想到十多年前的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人，中国足球俨然成了“大染缸”，浸染能力超强，谁来也没用。

多少年来，中国足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奇葩现象。领导人极为重视，成绩却越来越差，黑色几分钟，各种惨案不断，社会上吐槽了二三十年，春晚上永远是大伙儿乐此不疲的痰盂，骂中国足球可以上头条，可以当网红。其实，中国足球并不是一朵奇葩，它所有的孱弱、功利、短视、肮脏、龌龊，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个社会的产物。作为一个有近30年“看球龄”的老球迷，我很想为中国足球说几句辩护的话。

首先要说的是，中国就几乎没有适合足球生长的土壤。一颗种子，把它放在空气里，能长成参天大树吗？对于中国足球这颗种子来说，它始终没有找到适宜生长的土壤。

中国的足球场本来就少，大部分球场还没有孩子在踢球。西班牙名帅贝尼特斯来到中国以后曾经很纳闷，为什么中国的孩子不能边踢球边学习？他发现，一旦一个人选了足球这条路，就要放弃自己的学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学生学业负担普遍较重且体教分离的国家，每一个骂中国足球的球迷，都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为什么不送自己的孩子去踢球？

不光踢球和学业之间难以兼顾，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普通孩子踢球的费用巨大，能够承担风险的，都是相对富裕的家庭。所以说，在现今中国踢球的孩子里，少有穷苦出身的有志青年，多的是不学无术的少爷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球员个人素养那么差，踢得臭不说，还有一身的臭毛病。

土壤差就算了，中国足球的整个大环境也是糟糕透顶，默默耕耘者少之又少，揠苗助长的倒是屡见不鲜。为了早点出成绩，未成年的球员被“领导”带去改年龄，一度成为普遍现象。该练基本功的时候，大家却都在拼身体，年少时以大欺小本事很大，成年之后就原形毕露；足协掌门人为了政绩，可以暂停联赛的升降级，导致联赛乱象丛生。换一任领导人，就换一次目标，换一份计划，追求的都是短期政绩，少有长远规划。

1997年十强赛，关键战役前，让球员又是升国旗，又是表决心，不按足球规律办事，最后只能是动作变形，心态失衡，败走麦城。德国强的时候学德国，巴西强的时候学巴西，看到别人留洋有成果，自己也强行把人都派出去，看到“归化”短期内可以提升成绩，就一门心思搞“归化”。但凡有几个好苗子，也经不起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两座大山的折腾。所以说，应该痛斥的是决策者，是足球的管理者，而不是中国足球本身。

说到底，中国就没有建立起什么像样的足球文化，所以也别奢望足球能带来像样的成绩。在我看来，职业体育至少产生了有代表性的两种文化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体育文化模式。在这种模式里，体育是生意，劳资双方通过谈判维护各自利益，比赛主要突出的是娱乐性，制造的是球星，观众享受比赛，体育成为大众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另一种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我称之为社区体育文化模式，突出的是竞技和传承，一支球队根植于一座城市、一个社区，不管它成绩如何，都有着忠实的拥趸。球迷把自己看成球队的主人，成绩再差也不离不弃，该支持永远都支持。由于这个原因，欧洲至今还有一些联赛拒绝外来投资者，甚至拒绝个人拥有球队。

相比之下，中国足球在30年前足球文化培育的黄金时期里，过早地走上了职业化和商业化的路。商业足球也不是不能做，就怕做得不彻底。投资人被当猴耍，利益始终得不到保障，有几个被逼急了，联合起来另起炉灶，要办英超式的职业大联盟，但类似的“起义”都因为行政力量的干预而偃旗息鼓。职业化让原本业余体校式的培养模式彻底被推翻，却没有建立起新的模式。某个地方青年队，经上海、陕西、贵州、北京，几次转手折腾，最终只能落得个解散的下场。

金元足球带来的短暂繁荣犹如回光返照，成为压死中国足球的最后一根稻草。就算是像恒大这样拿过两次亚洲冠军的辉煌俱乐部，最后到底培养了多少忠实的球迷？商业足球，抑或是社区足球，都能成功，中国足球的决策者却选了不伦不类的一条路，实在让人惋惜。

所以说，中国足球并没有那么奇葩，不应该成为公共痰盂；相反，它是一个受害者，球员也一样。某位足球名宿说过，中国一定也有梅西，但都戴着眼镜在教室做题。中国足球的从业者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中国的梅西”摘掉眼镜，奔驰在赛场上。面对破败的中国足球，长吁短叹、冷潮热讽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它是中国体育乃至中国社会的一块顽疾，分析它、治疗它，才是正确的态度。

作者是山东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