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美国如何消除污染政治的毒素？

杨军

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圣诞节谈话中再次呼吁要消除“污染美国政治、让彼此对立的毒素”，并希望日渐分歧的美国能有一个“新的开始”。可事实上，他和他的前任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毒素”的根源何在。因为直到今天，两党还在互相攻讦，无休止的党同伐异。甚至连拜登自己，近来对在野共和党的立场也变得愈来愈激进。这都进一步表明美国已深陷政治极化危机，不仅没有朝他上任之初呼吁的团结迈进，反倒朝相反方向一路狂奔。

对文明真正威胁源自文明内部

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且深入分析，究竟何谓污染美国政治的毒素？笔者认为，毒素变现出来的最典型特征，就是政治极化危机，若想真正理解这一毒素，必须深入到美国政治制度背后的西方文明及宗教危机去一探究竟，因为从本质上说，对文明的真正威胁，从来都源自文明内部而非外部。

如果承认美国文明是同希腊以降西方古典文明一脉相承，尤其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文明基础之上，那么今日美国盛行的进步主义、“政治正确”、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等思潮及社会、政治极化危机，都同“分解一切现存结构”的后现代主义与宗教虚无主义息息相关。

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最突出哲学成果，就是对柏拉图以降2000余年来一直作为西方人行动指南和思想的基础展开全面且彻底的抨击。正如思想史家理查德·塔纳斯所指出，西方哲学传统被指责为一场徒劳无益的语言游戏、一种思想上的内在异化和等级压迫的专横做法，不仅自欺欺人，而且深具破坏性。因此，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想，不仅要摈弃长期以来多为男性、白人和欧洲精英所规定并独擅的整个西方思想“正典”，就连长期被西方普遍接受，有关人类、理性、文明和进步的真理，也在不同程度上被谴责为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沦丧。

简言之，后现代主义就是对西方思想的一场重大的废黜、解构、去中心、非神秘化、非连续化、差别、分散等的反律法主义运动。这些术语不仅表达了在认识论上对碎屑或破裂的着迷，而且也在思想上表现出对政治的、性别的和语言的少数的支持。问题是后现代主义范式的本质，就是对一切范式的根本性颠覆，因此它在解构一切、怀疑一切的同时，不经意间也把自己解构了，以至于准确地说，不可能形成什么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上的悖论，基于这种支离破损和散乱无序的状况，当代西方思想环境才充满了紧张、犹疑和困惑。不仅缺少思想上的内聚力，对形成共同文化的见解也乏善可陈。因此，互不相容的解释，不仅造成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的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政府治理能力迅速下滑，甚至深陷无政府主义之险地。这就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解释美国学者福山为何一再呼吁重建美国的国家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在“黑命贵”运动中，为何美国政府乃至许多白人精英都会倾向默许甚至支持黑人打砸抢行动，以及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何以公然冲击国会山，完全无视程序、秩序与法治。

另一个深刻影响美国政治极化危机的因素，就是宗教虚无主义所带来的意识真空与错乱。

这种宗教虚无主义不仅早就存在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中，也随着现代工业、科技文明之飞速发展，基督信仰在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日益边缘化。虽然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晚年终于从理性重归基督信仰，并宣称：“哲学到此结束”“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问题是西方的“上帝”早在青年黑格尔和尼采那里被数度宣告死亡了。所以西方如何能指望在一个不仅没有上帝、没有灵魂不朽、没有来世、没有救赎、没有同情，而且厌恶甚至仇视基督教的虚无主义下依然获得救赎？正如海德格尔所分析：“上帝死了”这句话所展现出来的虚无（dieses Nichts）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已经不在场。虚无主义（der Nihilismus）这个所有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已经站在门前。”

“上帝”死了　终极救赎何在

这就再次表明西方文明内在危机之无解。假如2000多年来，人们在超感性的精神领域里赖以安身立命的整个传统形而上大厦倒塌了，作为这一大厦标志的“上帝”死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就失去任何有效的约束力，西方人又将依靠什么去获得精神与灵魂的终极救赎呢？这恐怕是自有文明以降，西方人从未遇到的一个全新时代，一个精神与信仰无所依托、无所安放，就像无根浮萍一样的时代。失去这一终极裁判与唯一永恒的标准，纯粹依靠人之理性与科学，必将重陷致命自负之窠臼。

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政治分裂极化，整个社会陷入极大的内耗之中，观念混乱、冲突四起，正如福山在《经济学人》撰文所指出那样：“当下美国国际地位面临的最大挑战，正是来自国内。来自美国社会出现的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民众几乎在任何一件事上都难以达成共识。……从体育运动到红蓝两派的消费品牌，这种分化已经蔓延到生活各方面。……延伸出两面不同的事实，一方认为2020年11月的大选是美国史上最公平的选举之一，另一方认为那是一场大型欺诈选出来的非法总统。”

这个当年曾振臂高呼“历史已终结”的学者，不仅为美国当下社会、政治极化感到深深焦灼、忧虑与无奈，而且坦承“美国时代已终结”。可令人遗憾的是，他依然没能指出这种极化背后的根源所在，没有勇气指出正是后现代主义、宗教虚无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融合，才造成美国今日社会分裂，共和不存，民主衰败的罪魁祸首。

拜登在圣诞节讲话中说：“我希望今年圣诞节期间，我们能花点时间静静反思，找到圣诞节核心的平静……并认真看待彼此。不是以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也不是以红军或蓝军的立场（来看待彼此），而是以我们真正该有的身份，也就是美国同胞，值得受到尊严、敬重对待的人。”

问题是，如果美国人依然没有正视并反思这一“污染美国政治、让彼此对立的毒素”，如果朝野两党的宗教基础与共和精神已所剩无几，如何就基本的美国同胞身份达成共识呢？又如何开启一个“新的开始”？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