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幸福老龄化？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以生产力来衡量年长者贡献的社会，更容易让社会产生矛盾，甚至变得更加残酷不仁。老龄化社会根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的束缚，当老年人都觉得自己麻烦到别人，年轻人又觉得年长者是负担时，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也似乎正逼迫这个社会去面对和讨论许多艰难的问题。除了思考如何更好地照料步入暮年的人之外，近期很意外地发现，有另一股思潮已在日本浮现：不少人正在酝酿着想象一个让老人安乐死的社会。

面对超老龄化，日本一直都走在前头；其社会代际之间的紧张关系与矛盾，也提供亚洲许多面临相同难题的国家一些重要的经验和启示。去年中，在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得特别提名奖的电影《75终老计划》（Plan 75）里，日本导演早川千绘便直接触碰这个看似禁忌的话题：如果政府支持一个75岁以上人士安乐死的项目，会引起什么反应？

安乐死在日本是非法的。但在早川千绘接受的一些媒体访问中，她指出，日本东京郊外过去就曾发生年轻男子在残疾人中心杀死熟睡老人的事件。当时罪犯声称，这些人应该有“安乐死”的权利，因为他们“在家居生活或参与社会活动方面极为艰难”。

早川千绘认为，电影里抛出的可怕问题，在日本社会中已有人在讨论。因为担心日本变成一个“极度不包容的社会”，她在电影中设想一个允许安乐死制度化的情境，探讨当国家乃至整个社会都参与“老人生命如何终结”的抉择时，那是否会衍生另一种和屠杀分不开关系的暴力？

无独有偶，《纽约时报》本月专访了一名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主张老年人“集体切腹自杀”以展现“武士道精神”，让日本再次强大的耶鲁大学日籍教授成田悠辅。访问似乎是要给这位觉得自己被媒体断章取义的教授一次解释的机会，但由于课题极具争议性，报道仍引起读者哗然，许多人对于日本出现这种“仇老”现象，感到惊讶。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近发出的警告就说，日本正处于能否作为一个社会继续运作的边缘。

如今，全球多个国家面临“人口寒冬”，一些国家尝试力挽狂澜，但效果有限。中国官方报告最近显示，中国总人口按年减少了85万，是“三年大饥荒”以来首现的人口负增长。这不但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情势来到历史拐点，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洲年轻国家与快速老龄化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人口差距。

从根本来看，社会老龄化是问题，主要因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越来越头重脚轻时，年轻一代为照顾老年人须要承担的成本就会提高。这当中涉及一层层的问题，如养老金保障制度是否完善、城市设计的更新、医疗护理设施的建设等，也牵涉到劳动力短缺带来的经济压力。

然而，随着世界意识到许多国家的人口结构过了拐点就无法逆转的现实，一些学者也尝试用不同角度去思考老龄化。与其将老龄化视为一个须要解决的问题，世界是否能以一种更积极乐观的态度，去迎接与适应这个新现象？

首先，如今许多国家都仍采用19世纪的眼光去看待一个社会应如何组织劳动队伍，即想象必须有许多年轻力壮的青年去进行劳作。然而，有了科技的进步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就业流动性，工作岗位的重新设计与调整、移民政策伸缩性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将能协助一个社会满足其人力需求。

此外，从解决气候危机的角度来看，如今或许也是我们在环境保护的语境里谈论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虽然，国家人口越少，碳消耗和排放量以及对自然界的破坏就会随之减少的论述，还须要得到更充分的检视，但迫在眉睫的气候问题，应该推动我们去寻找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数字之外，可衡量“好生活”的新方法。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以生产力来衡量年长者贡献的社会，更容易让社会产生矛盾，甚至变得更加残酷不仁。

上个月，新加坡在幸福老龄化行动计划（Action Plan for Successful Ageing）下更新了多项措施，就让人们能够想象年长者在社会中扮演不同角色时可发挥的作用。家中有智慧的长者，可以是年轻人榜样，也可以帮助育儿育孙，减轻这方面负担；年长者可以积极投入社区服务，成为志愿者；他们也可以是组屋区里的园丁、健康生活的大使等等。

即使是体弱病残的老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发挥“无用之用”。他们可以教会一个社会如何去照顾弱势群体，以有尊严的方式看待生老病死，并给予这个社会思想和心态更成熟的机会。

这种不以狭隘视角定义“老年”的实验，或许在亚洲更有借鉴意义。老龄化社会根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的束缚，当老年人都觉得自己麻烦到别人，年轻人又觉得年长者是负担时，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作者是区域环保媒体与咨询公司益笔思（Eco-Business）编辑部助理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