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奕婷：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停一停

当绝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已不低时，这个社会对“好生活”的集体定义如果还这么狭隘，恐怕在自我局限向上空间，也无益于激发年轻一代的进取心和积极性。

过新年前，开始给孩子张罗新鞋。我送他们上学时也不经意地留意他们同学脚上的鞋子款式，突然发现现在两三岁的小朋友，几乎个个穿的都是不便宜的名牌球鞋。小小的脚丫子长得快，短短几个月，鞋子还没坏，脚已经塞不进，但鞋子的“短寿命”显然无阻父母亲掏钱买贵鞋给孩子。

回想自己小时候，到了中学才有第一双所谓名牌的球鞋，现在的小朋友路都没走稳，却已经个个足下不菲。有趣的是，当我跟母亲说，小孩子的鞋穿一阵子就穿不下得换新的，不用买太贵的，成年后不知过了多久才有第一双名牌球鞋的母亲反问我，小孩刚学走路，又不太会表达鞋子舒不舒服，不是应该买品质好一点的，让孩子穿得舒适，对脚的发育和走路的姿势都比较好吗？

吃喝穿戴的提升以及我们更早对好品质的追求，都直接反映了新加坡社会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解决了温饱等基本生活需要后，现在讲求的是舒适与品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就刚在农历新年前，发布了一份针对1010名年满21岁新加坡人的调查报告，平均有超过六成受访者感觉现在过得比青少年时期更好，距离青葱岁月更久远的55岁及以上年长者中，更有七成明显体会到自己向上提升。从时间的跨度来看，不难理解为何经历过新加坡从独立到今日巨变的年长一代，会对现在的好日子有更深刻的体会。

说实在的，从各种民众调查和客观数据来看，新加坡社会整体成功向上流动已毋庸置疑，也是走过这段日子的我们应珍惜与感恩的。然而，问题就在当我们的起步已经从“有鞋就好”，晋升到高品质名牌球鞋时，如何维持向上流动，在高处还能继续更上一层楼，恰恰成了一个吊诡的难题。

客观事实是，当已经位于高处，能够再晋升的空间必然缩小，甚至得克服更艰巨的挑战，才能达到一小步的迈进。就好比考试从50分到100分，有很多进步空间，但到了90分后，容错空间就变小了，越接近满分的每一分进步，都须要更细心、更深的认识和更广的知识面来换取，也就是更大的努力。这也意味着来到主观层面，个人必须投入更大的心力和韧性，才能继续前进。古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智慧，当少了“苦”这个要素时，怎么让现在不愁吃穿、养尊处优的一代，还能培养出攀登另一个高点所须具备的吃苦和耐苦特质？这个本质的矛盾解得了吗？

每一代人都希望下一代过得比自己好，也期许能过得比上一代好。所以每一代人总不吝于投入资源培育下一代，想实现自己的心愿，也满足下一代的期待，让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大的机会超越自己这一代。只是这样的好意如果过了头，很容易变相助长一种权益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使得被呵护的一代反而把一切好东西都视为理所当然，以致少了自我鞭策向上和奋发争取的态度。

人们常说“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败业”，这个“富不过三代”的道理，多少说中了成长于优渥物质条件的第三代本质上的软肋，结果很容易沦为不进则退。

回到关键问题：当基准已经升高，我们还能如何继续保持向上的流动性？三四十年后，当我们再进行同样的调查时，还会有过半的国人觉得到时的生活比现在好吗？

政策研究所在同一份调查里，也问到各年龄层最看重的职场要素，以了解人们怎么看待工作。当中，21岁到34岁以及35岁到54岁的群体，都选择了“薪酬得当”为首要。这多少反映了年轻一代依然很务实，毕竟凡夫俗子所追求的好生活，不能脱离一定程度的物质享受。只不过当绝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已不低时，这个社会对“好生活”的集体定义如果还这么狭隘，恐怕在自我局限向上空间，也无益于激发年轻一代的进取心和积极性。

试想，对一个从小丰衣足食的人，若活得更好的标准只是将来可穿得更光鲜亮丽，吃得更奢华丰盛，这有多大意义？又有多大“号召力”？

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执政者不可能不关注和追踪各种物质发展指数，但作为一个已看到前路瓶颈的集体，我们不能让它成为大家唯一在乎的指标。拓宽“好生活”的定义和思维，才能让“好”成为无止境的可持续征途。这就包括追求物质条件以外的心理健康、精神富足、终身学习、人文关怀、回馈社会等各种丰富人生的无形资产，构建好生活的更多层次。

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发展才不会受限于对物质不切实际的一味追捧，而是有更宽广的空间，去积累和创造内涵丰富的好生活。这样也才不枉我们早早给下一代穿上了舒适的名牌球鞋，因为无前例可循的更好生活，须要他们自己走出来。

（作者是《联合早报》助理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