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尔德：疫情恶化下的台湾穷人

顾尔德

已延续三年的冠病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尤其对财富分配影响重大——从全球层次到个别国家地区都如此，从非洲撒哈拉以南到亚洲四小龙的台湾皆然。

世界银行去年底出版的《贫穷与共享繁荣报告》（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2）指出，疫情造成1990年以来全球对贫穷斗争的最大挫折，估计2020年全球疫情导致约7000万人陷入极端贫穷，是1990年以来最多的一年。从1990年到2019年，世界各地的极端贫穷均大幅下降，但疫情逆转这个趋势。2020年是个历史性转捩点——全球收入趋同的时代结束，收入日益走向分化。

疫情对贫穷族群伤害最大：收入最低40%人口承受的收入损失平均为4%，是最富裕20%人口的两倍。这让全球不平等出现数十年来首次上升。报告首度把极端贫穷线从每天1.9美元上调至2.15美元（约2.5新元至2.83新元）。到2020年底，每天生活费不足2.15美元的人口估计已达7.19亿，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在亚洲，“四小龙”受到疫情冲击程度不一。若以经济增长率为指标，过去三年新加坡与台湾表现最好，韩国次之，香港最差。台湾在疫情期间得到一个等了好久的好消息：2021年跻身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之列，这也是晋身“发达国家”的各种标准中最严格的一个——新加坡最早达标，台湾是四小龙中最晚的。据台湾经济学者陈添枝指出，二战后由发展中国家晋身为高所得国家者，若不计经济规模较小的新加坡、香港，以及不是靠工业化致富的产油国，全球就只有韩国和台湾两个案例。

过去两年疫情期间，台湾政府大力宣传一些亮丽经济成绩，包括人均所得超过3万美元、2021年经济增长居四小龙之首、去年一度预期人均所得会超越日本（其实是日元大幅贬值所带来的虚象），还有在中美经济脱钩下，台湾半导体产业如何备受全球瞩目。问题是，一般小老百姓看到这些“台湾之光”时，心中不免出现一个大问号：“为什么我的薪水没涨？还是一样穷？”

疫情这三年来，台湾的所得分配也的确在恶化中。

过去台、新、韩所得分配都算平均。就2021年的基尼系数而言，韩国0.31、台湾0.34、新加坡0.39，在全球而言都居中上水准，只有香港贫富差距较大，最近一次调查是2016年的0.47。台湾主计长朱泽民也指出，2021年全国所得最高的1%占全国所得比例，台湾与日本都是10%，韩国是12%、新加坡是14%，远低于美国的22.7%。

不过，最近公布的几组数据却传达出所得分配的警讯。

超过68%薪资小于平均数

首先，台湾虽然年年调升基本工资，但名义薪资的增长都被通货膨胀吃掉，甚至出现实质薪资连续两年倒退。2022年11月全体受雇员工平均经常性月薪4万4371元（台币，约1900新元，下同），年增率2.86%，创22年新高，但不敌同期通胀率2.97%，去年1月至11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减0.11%。2021年衰退0.05%，更是2017年以来首度负增长。

其次，官方公布2021年全体受雇员工全年总薪资中位数为50.6万元（月薪4.2万元），相较前年增加0.5万元。但是总薪资平均数为67万元（月薪5.1万元），比前年增加2万元。“平均数”高于“中位数”，代表少数人的超高薪水拉高平均数，但有超过68%的受薪者薪资小于平均数，同时有一半受薪阶级的月薪小于中位数的4.2万元。这也代表所得分配差距扩大。

第三，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分配比率，受雇人员43.03%，营业盈余36.53%，固定资本消耗15.74%，间接税净额4.7%。这代表在经济蛋糕中，劳工分配到的低于一半。1990年代中期，劳工分配占比还有五成，之后就长期跌落在五成以下；相对的，1990年代初资本家吞下不到三成的蛋糕，2021年的36.5%则创新高。

上面提到台湾有一半以上职工薪水不到4.2万元，这也代表一般薪水阶级如果要养家，这个家庭很容易变成“贫户”——尤其是在生活费高的台北市。

“贫户”不是台湾法律用词，政府官方用词是“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台湾贫穷是以最低生活费界定，亦即所得低于可支配所得中位数的60%。低收入户标准是：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费标准以下。台北市今年最低生活费标准为1万9013元（2021年台北市为1万8682元、台湾省是1万4230元）。

如果三口之家仅靠一份中位数薪资4.2万元渡日，就成了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只有1.4万元），如果三口之家夫妻双薪而且都只领台湾法定最低工资2万6400元，那人均收入也只有1万7604元，还是低于台北市最低生活费标准。如果三口之家夫妻收入各5万元——这个高于中位数的薪资在台湾已算不错，刚毕业大学生薪水大概3万元出头——若其中一人因故无法工作，这家人就落到贫穷线下。

至于中低收入户标准线，是划在最低生活费的1.5倍，台北是2万8500元。换句话说，台北市一家三口如果只靠一个领8万5000元高薪的人养家，这个家庭依然还是中低收入户。

台湾为穷人设下的社会救济网牢不牢靠？为了防弊，低收入审查标准有一些严苛到不合理的规定。例如，年满16岁未满65岁者，除非有可被证明的理由，否则一律视为有工作能力，在计算该户平均所得时，即使失业仍会被当成领有基本工资计算。这个“虚拟所得”让家户总收入虚增，而可能不符补助资格。

救济制度对于“家户”的观念还停留在传统家庭的想象。“家庭总收入”包括同一户籍或共同生活的其他直系血亲。此外，还设有不动产上限，如果在台北市全家人口的不动产超过906万元，就要被排除。这个限制很不合理，在房价超高的台北，要一个没有工作或收入微薄的人卖掉唯一可倚借的房产，他的动产收入就超出领取扶助的标准而失去资格；如果依然没有好工作机会，只能坐吃山空。这不是理性的做法。很多穷人因为房子问题而领不到救济。

2021年台湾的法定贫穷人口仅有1.3%（约30万人），远低于韩国的16.7%、日本的15.7%——全世界大概只有号称“脱贫成功”的中国大陆，官方数据比台湾低。台湾反贫困联盟召集人简锡堦批评，这个数据不真实。若比照日本贫穷人口比率，台湾至少有350万的穷人；换言之，约有300万穷人被排除在贫穷人口之外，包括缴不起全民健保费、国民年金、非典型（临时性派遣工）工作者，还有缴不起孩子学校营养午餐费的家庭。

“小确幸”心态产生虚幻感

欧盟对贫穷定义最宽松，依其设定的“剥夺指标”（deprivation indicators），没有储蓄；负担不起一年离家渡假一周；两天吃不到一次肉或鱼等蛋白质；缴不起房租或账单；住屋无法取暖；无法因应非预期支出；买不起洗衣机、汽车、彩色电视、电话等，只要符合以上四项指标就被认定为贫穷。相对的，台湾扶贫标准的设定充满防弊思维，也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掉落在社会安全网之外。

台湾贫富差距扩大也和产业转型有关，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本驱动，被称颂的高科技产业，高度倚重自动化设备，并不需要太多一般员工，只缺高薪工程师。疫情重挫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餐饮业的中下级员工受伤最重，一些自营小商家也纷纷歇业，更恶化了所得分配。

贫富差距恶化，但民众被剥夺感不强，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国家地区，台湾有较高的购买力平价（PPP），也就是以相同所得，在台湾可以享受到比PPP较低的国家更好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小确幸”是台湾年轻人颇普遍的心态，泡泡咖啡馆、一顿美食或一趟小旅行，就能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若不考虑存钱买房，4.2万元的薪水可以让他们享受小确幸，甚至产生“中产”的虚幻感。殊不知，稍一不慎就会跌落到贫穷的深渊。

作者是台湾资深媒体人

网媒《新新闻》总主笔

台湾为穷人设下的社会救济网牢不牢靠？为了防弊，低收入审查标准有一些严苛到不合理的规定。救济制度对于“家户”的观念还停留在传统家庭的想象，并设有不动产上限，如果在台北市全家人口的不动产超过台币906万元，就要被排除。很多穷人因为房子问题而领不到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