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顺杰：问与答的拉锯

顺时针

千呼万唤始出来，台湾蔡英文时隔745天，日前终于首次召开记者会。或许是苦等了两年多，“饥渴”许久的媒体记者自然不放过机会“问到饱”。面对连珠炮式的提问，蔡英文一度打趣地说：“你们今天问了好多问题喔，不是今天完了就没机会问了，所以不用着急。”

记者会着急并非没来由。过去两年多，蔡英文每回出席公开活动，遇到媒体“堵麦”（意即记者蹲守采访），多半只会挥手致意，对提问充耳不闻。但凡出现重大公共事务或社会争议，蔡英文一般也只隐身幕后，通过发言人转述或社交媒体发文与民众单向沟通，间接虚化了媒体扮演的监督角色。

在12月27日的记者会上，蔡英文把700多天不开记者会归因于冠病疫情，但这个借口显然站不住脚，毕竟在疫情高峰期间，疫情主管机关每天仍风雨不改地照开记者会；而在不久前落幕的地方选举中，蔡英文更是不畏人群到各地积极辅选造势。拿疫情来推托，稍显牵强。

提出问题是记者的天职，闪避问题则似乎是政治人物的本能。近期因躲避镁光灯、鲜少接受正式媒体采访而引发话题的政治领导人，还包括常出现口误的美国总统拜登。

根据美国媒体和学术机构统计，拜登自上任以来，记者会和媒体采访次数都是近六任总统中最少的。美国陶森大学的“白宫过渡项目”数据就显示，2021年1月至2022年4月，拜登只接受过23次媒体专访，而特朗普和奥巴马则在他们总统任内同期，分别接受95次和187次正式采访。

对于拜登未接受足够采访的质疑，护主心切的白宫幕僚曾辩称，拜登平日已经常回答记者的即兴提问，次数更是比前两任总统来得多。但批评者认为，这类提问不如专访完整，媒体也难有机会就总统的回复展开后续追问。他们批评如此低调的媒体策略，根本是拜登草木皆兵的心态（bunker mentality）在作祟。

在民主社会中，民选官员接受媒体采访，虽不是法定义务，却是责任政治的表现。但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政治人物（也包括政府部门和机关）大可绕过影响力日渐式微的传统媒体，改与拿钱办事的网红合作。这样不仅能更直接地与选民沟通并宣传政策和政绩，还可避开烦人的记者和提问；不必实问虚答、闪烁其词，即能牢牢控制舆论走向。

以拜登政府为例，白宫2021年就延揽超过50名粉丝数量庞大的直播主和网红，协助推广冠病疫苗，鼓励美国青年接种；俄乌2022年2月开战后，白宫短时间内找来30位TikTok创作者，由国安高层耐心解释最新战况，并阐明美国政府的立场，以期利用他们的高人气，在网络世界中主导话语权，不让俄罗斯在假信息战中得逞。

然而，真假信息越纷乱，新闻工作在公民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显重要——通过记者的提问，提高人们对重大公共和社会议题的认识，并在这个知识基础上对公权力进行适度问责。

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不含糊其辞、不拐弯抹角，政治人物每一次以透明、诚实的态度面对媒体提问，借此说明立场、捍卫政策、回应民情，其实都是深化社会互信、提高公民参与，以及推进民主进程的宝贵机会。

（作者是《联合早报》数码内容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