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制造业仍是经济竞争王道

杨军

笔者去年《再论中西方经济竞争之道》一文（《联合早报》2021年3月30日言论版）指出，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持续衰退的主因，是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一个强大而封闭的工会、各种利益固化主导下的官僚主义、愈来愈高的社会福利负担、愈来愈左倾的思潮以及对资本主义精神愈来愈强烈的敌意，导致制造业空洞化。这也是整个西方在经济全球化中渐次处于下风的罪魁祸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经济成功之道，则是中国自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从西方古典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中充分汲取养分，逐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我们一定要留意西方制度中的自我纠错机能，对西方衰落论保持警惕。

就在今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总额高达2800亿美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10年内将向半导体行业提供约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为企业提供240亿美元的投资税抵免，鼓励企业在美国研发和制造芯片（晶片）。此外，今年8月生效的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规定，汽车企业必须使用至少50%在北美制造或组装的零部件，才能获得3750美元的补贴；如果要获得另外3750美元补贴，则超过40%的电池核心矿物必须来自美国或与美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而且到2026年，这一比率将上升到80%。上述法案的直接动机，就是促使大量制造业迅速流向美国，可见美国的自我纠错机制不容小觑，尽管结构性改革仍付之阙如。

因此，笔者想提出并分析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美国正在掏空全球制造业吗？

一个国家吸引外来投资的基本要素有哪些？一般诸如政府补贴、税收、基础设施等。仅以中国制造业翘楚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就中美制造业成本所算的经济账为例，就可看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已岌岌可危。他说：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跟美国比，高35%，因为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所得税35%，加上地方税、保险费等这些合起来大概5个百分点，总共40%，因此在美国做工厂的利润比中国高。此外，在美国工业用地几乎不用钱，能源、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五分之一。美国运输成本低，一公里还不到一美元。因此，中国比美国便宜的大概只有劳动力，目前美国劳动力蓝领是中国的八倍，白领是中国的两倍。但这些年中国制造业劳工成本上升极快，仅以福耀工厂而论，过去三四年工资就涨了三倍。如果加上美国近几年相继推出的各类补贴，中美制造业成本基本已经相差无几。

更致命的改变则是最近几年人工智能（AI）所带来的彻底逆转。美国自动化协会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所有工作场所的机器人订单同比激增40%。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的研究显示，美国制造业中每增加一个机器人，平均会取代3.3名工人，意味着制造业会进一步加速回流美国，并形塑全球制造业的未来格局。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强国，仅存的人工成本优势，在AI时代也将荡然无存。这是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投资美国的原因，例如台积电将最先进的3纳米制程工艺及骨干员工，连同家属带到美国。

韩国经济研究院近期报告称，美国扶持本国战略产业的法案出台，将导致包括LG、现代、SK海力士等韩企在内的全球工厂流向美国。另据德国《商报》报道，仅俄克拉荷马州就吸引了60多家德国企业前往投资扩展业务。目前德国顶级企业如宝马、大众集团、巴斯夫、拜耳、赢创工业集团，均已逐步扩大在美投资设厂规模。

有评估指出，今年将有近35万份制造业工作回到美国，远高于去年的26.5万份。可见，美国正掏空全球制造业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二、为什么制造业是经济竞争之王道？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言：“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工业强国之前就变成经济大国”，也没有任何一国“仅仅凭借服务业就能成长为一个经济强国”。让我们通过三组数据说明这个规律：一是以美、中为代表的工业国家的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变化：197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24.3%，是2018年的两倍，去年仅占GDP比重的11.15%。与此相对的是去年中国GDP达到17.73万亿美元，制造业约为4.864万亿美元（相比美国2019年的制造业产值2.39万亿美元的话，中国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不止）。因此中国制造业占比已达27.44%。显然美国制造业整体规模大幅缩小，中国的制造业无论在规模还是比率都远超美国。

另一个是美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份额，从1970年的40%下降至2019年的15.3%；日本的份额从10%下降到7.9%；欧元区份额从17.7%下降到13.9%；中国所占份额却增长了10.1个百分点，达到19.7%。这是为什么特朗普任内，美国政客越来越强烈指责中国制造业抢占美国份额的原因所在，当然中国也从其他国家获得了许多制造业份额。

再看看英美两国的对比。从1870年到1910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占比从23%上升到35%，英国则从32%下降到14%。麦迪逊估算的数据显示，到1910年，美国人均收入高出英国28%。这一升一降，英美世界霸主其实就已经开始易位。

三、如何应对这一危机？

短期来看，最直接快捷的措施，就是针对性加强政府补贴并切实做到为企业减税，以尽可能先留住企业。此外，国家应就整体产业政策做系统性调整，尽可能改善市场所需的法治环境以及基础设施、能源支出、土地成本、物流、人力成本等与企业投资息息相关之要素。对待企业投资和企业家要像大旱之望云霓一样。

最后，全球工业国家应按照世贸组织（WTO）及国际法的要求，通过谈判和协商逐步取消政府补贴。正如马斯克近日指出：美国应取消任何形式的政府补贴。因为政府补贴不仅推高财政赤字，也将全球制造业竞争建立在不公平的环境中，最终“变成一场零和游戏”，势必难以为继。尤其是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已引起欧盟强烈不安甚至愤怒。欧盟表示，该法案中九项税收抵免条款的歧视性质，已明显违反WTO规则。

各国最终还是得放弃不正当竞争，重回突破结构性问题并大力改善市场经济及法治环境这一老路上，就像19世纪大英帝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样。

作者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更致命的改变则是最近几年人工智能（AI）所带来的彻底逆转。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的研究显示，美国制造业中每增加一个机器人，平均会取代3.3名工人，意味着制造业会进一步加速回流美国，并形塑全球制造业的未来格局。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强国，仅存的人工成本优势，在AI时代也将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