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劳资政合作模式不是空谈
国际劳工组织第17届亚太区域会议的33国约400名代表，上周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上，一致通过“新加坡声明”。声明着重针对亚太与阿拉伯地区广泛的雇佣挑战课题，强化劳资政三方的合作与努力，达到消除强迫劳动和童工劳动、通过社会对话扭转社会不平等现象、通过就业构建面对危机的复原力、重振生产力增长、弥合劳动世界的性别差距等等目标。
本次会议在冠病疫情进入尾声中举办，面对的是很多产业和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冲击，很多国家的底层社会在疫情中严重受创，如今虽然疫情缓和，经济复苏，但许多伴随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困境继续蔓延，包括通货膨胀、食品和能源供应短缺、医疗照护落差扩大、贫富和社会不公平加剧以及天灾等等，都使得劳动阶级处境益发艰难。会议对此呼吁各国政府、雇主和雇员三方进一步加强对话，落实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原则，包括自由组织工会与尊重集体谈判权利赋予工人的保障等。
值得一提的是，各国代表对第一次主持这一区域会议的新加坡，劳资政关系能长期保持和谐并且不断取得进展，都表示高度讶异与好奇。会议主席、新加坡人力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向与会者指出，这是新加坡过去50多年努力建设的成果，其中就包括全国工资理事会这样的机制，让三方共同制定加薪原则与决定为低薪员工提高薪酬。
劳资政关系在新加坡被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石之一，但这一三足鼎力、彼此达到和谐支撑的模式，一直是国际劳工运动的呼吁。早在上世纪中叶国际劳工运动制定标准公约时，就提出建立劳资政三方机制，有效协商，促进履行国际劳工标准的目标。显见，在比较和谐的关系中促进并持续改善劳工的就业待遇与生活水平，是国际劳工运动很早就有的共识。
但这一诉求从历史上看，显得知易行难。很多国家的劳资关系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劳方相信只有罢工示威才是争取权利与合理薪酬的有效手段，资方以为劳方不可能配合资方的运营目标和提升生产力等需求，彼此长期处于敌视状态，政府则不能有效扮演中介与平衡角色，从英国、法国到韩国，罢工仿佛才是劳动者提出诉求的出路。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劳资角色本质上是对立的，一方要赚取最大的劳动报酬，一方要获取最大利润；但实际上，劳动者资源有限，很难与资方取得平等的谈判地位，注定属于弱势。因此，政府介入和扮演中立协调角色，对劳方最有利。然而在很多国家，我们却看到，执政者利用这种天生矛盾的劳资对立关系，捞取自己的利益，有些为了获取资本家回报，权钱勾结，轻易就出卖劳工利益，另一些则为了取得社会多数劳动者的选票，夸大甚至抹黑资本家，激发社会中下层的不满情绪。无论哪一种做法，政治人物一旦从自己或党派利益出发，就不可能赢得劳资双方信任，长期来说，这种稳定与和谐解决问题的三角关系模式，就不可能产生。
新加坡案例若能作为国际劳工运动一个有效的模式，关键正是信任，秘诀则是政府能长期发挥有效的中介角色，善用政治权力在最大程度上平衡劳资双方利益，说服彼此合作，结合成一种三方互信合作的伙伴关系。或许有人认为新加坡工运之所以富有成效、很少折腾，与长期的一党独大格局有关，但核心重点不是由哪方面强力操控，而是工运在劳资政长期关系中，并没有导致劳动者被边缘化、利益持续受损或社会与经济处境长期得不到改善等等困境，而这也必须结合政府能持续有效改善劳动者生活等政策来看。
由此看来，新加坡模式所达到的三赢结果：没有罢工困扰资方，经济稳健发展帮助政府施政，劳动者回报持续提升，又显得有些独特。新加坡劳资政伙伴关系模式未必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对他国来说，重点是彼此都能看到在互有取舍、互有让步的情况下，相信彼此终将获得自己所需，才能达到共赢，因而乐意打造结成伙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