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建国：政治化抑制国际经济关系

金建国

近几年中美关系的恶化演变，带动了全球地缘政治的改变，俄乌战争则加深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更加深主要经济大国对过度依赖的恐惧，导致原本在全球寻求资源优化配置的全球化变质。国际经济关系被趋向政治化所抑制，但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不可能完全压住。孰重孰轻是主要经济大国在反复博弈中思考的问题。以下选取三个实例剖析现实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是美国把芯片（也称晶片）作为切入点布局“友岸外包”，迫使其他国家在高端芯片领域与中国脱钩。“友岸外包”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今年4月提出的概念，但这一概念的含义则是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寻求与中国供应链脱钩的实践，其实质是发达国家为确保供应链免受外部破坏或经济胁迫，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友岸外包”通过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制定政策，鼓励各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内部从事生产等活动。

美国芯片法案是“友岸外包”的法律基础，商务部实施出口管制措施是具体行动。目前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实体清单已超过400页，许多名单都围绕芯片展开。芯片是拜登政府抓住的主要矛盾，而美国带领西方国家与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脱钩，是拜登政府抓住的矛盾主要方面。

美国对中国掐住了高端芯片，几乎就牵住中美经济与技术竞争的牛鼻子。美国已要求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盟友实施出口管制，其中涉及半导体制造设备、参与生产和研发的技术人员在内。美国芯片法案在推动“友岸外包”的同时，还刺激了芯片生产的“回岸”进程。今年10月，美光宣布将在纽约州雪城投资1000亿美元，建造一座芯片超级工厂；台积电最近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生产3纳米芯片的大厂高调动工，拜登亲自出席。

受美国把芯片纳入国家安全框架的影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确立构建半导体供应链，为日本经济安保核心的国家计划。日本向美光提供了3.2亿美元的奖励计划，鼓励日本的投资。今年4月欧盟宣布预算规模为450亿欧元的《欧洲芯片法案》，以加强欧盟内部的半导体供应链。在针对“过度依赖”的同时，欧盟也提出“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半导体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以此来支持欧盟的芯片供应链。接着，英特尔承诺投资360亿美元，在欧洲生产芯片；荷兰政府计划投资11亿欧元，培育硅光子技术企业。

芯片成为国际关系的敏感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借助G20和APEC会议等外交活动，“反对将经济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反映了中国不希望看到美国围堵的局面。

第二个是贸易武器化严重恶化中澳关系。因为澳大利亚在疫情溯源问题上得罪了中国，中国实施了一系列贸易制裁措施。仅以煤炭为例，2020年10月，中国暂停采购澳洲煤炭。在三个月里，中国对澳洲的煤炭进口采取不明确的限制措施，导致巨型船只滞留海上。2021年10月，主要由煤炭短缺引发的中国电力紧张在全国各地上演，煤炭价格继续飙升到创纪录的高位，9月16日至23日，电煤采购价格达每吨人民币1086元（约210新元），年内增近一倍。当年中国北方气温突然下降，加剧了煤炭的供应紧张。10月初开始，中国海关开放少量澳洲煤炭卸货。去年6月，澳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和出口双暴增，煤炭出口至日本和印度的数量大幅增加。中国对澳洲的贸易制裁，扭曲了中澳对外贸易的贸易地理方向，也就是说，澳洲加大了对印度和日本出口煤炭，而中国加大了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煤炭。

中国对澳洲的贸易制裁没有压服澳洲，反而促使澳洲向美国和英国倾斜，做出许多让中国政府看来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比如，建造核潜艇、加入四国机制（Quad）、参加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联手美国在南太平洋排挤中国的影响力。当澳洲在与中国较量中获得了有利的筹码后，中国不主动对澳洲让步，中澳关系的改善有可能吗？

第三个是中德经贸关系被政治化紧紧裹住。从中德经贸关系看，德国总理在默克尔与朔尔茨换届之际，德国国内对德国经济是否过重依赖中国，提出了许多质疑声。朔尔茨一上台就绕过中国去访问日本，清楚表明他的政府执行的是不同于默克尔的亲华政策，也就是不会过多倚重中国经济的政策。接着朔尔茨讲了许多中国政府最不愿意听的话，比如呼吁德国企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谈到对台海紧张局势时，朔尔茨甚至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暴力从国际关系中驱逐出去。”

尽管这样批评中国，中国政府还是非常高兴地迎接朔尔茨的到访。尽管像是一日游的过客，但这样的重量级政客本身的价值加大了中国外交筹码。朔尔茨顶着国内外压力，带着德国大企业来到中国，并得到170亿美元的空中客车订单，和中国政府同意在华外国人使用德国生技企业BioNTech的冠病疫苗。回国后，朔尔茨说他访华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中国政府反对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表态。

尽管朔尔茨访华稳住了中德经济关系，但批评声还在持续。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强调说：“今天已没有不涉及政治的贸易。”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是一条漫长道路。经济部长这样的语调能积极发展中德经贸关系吗？

德国《明镜周刊》11月16日详细介绍了联邦政府新版对华政策文件的内容，显示维护人权将在德中未来经济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指出“经济发展和人权并不矛盾”。文件草案第18页提出：“在欧盟框架内，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确保没有侵犯人权行为的供应链，我们也准备支持从有特别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地区停止进口。”德国外交部希望“迅速并以德国经济可接受的成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外交部建议与欧盟同步，将中国描述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11月25日，朔尔茨表示，对过度依赖中国市场的风险熟视无睹的德国公司数量惊人。由此看到，中德经贸关系复杂化了。

从三个实例可以看到，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对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抑制作用显著。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拉格拉姆·拉扬（Raghuram Rajan）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友岸外包扩大到（在战略上）必不可少的物资以外，将给国际贸易带来毁灭性影响”。如果生产活动转移到经济合理性低的地方，有可能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及通货膨胀加速。

西方是刚刚在谋划与中国如何脱钩的问题，而中国一直在谋划摆脱对西方经济和技术的过度依赖。这就是意识形态对立的宿命。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趋势，迫使各国都在权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问题。无论怎么权衡，包括全球供应链在内的国际经济关系，正在重新洗牌。

作者是中国上海时事评论员

从三个实例可以看到，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对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抑制作用显著。如果生产活动转移到经济合理性低的地方，有可能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及通货膨胀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