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三次产业革命的共性及启示
韩和元
人类史上迄今有过三次重大产业革命，分别为以纺织机的改进和由此引发的蒸汽机发明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电气的大量发明和广泛应用为内容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及以互联网产业的加速创新为内容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虽然时空不同，但三场革命却有着高度共性，那就是在货币政策极度紧缩的状态下，孕育发展起来。
首先是金本位与第一次产业革命。英国在历经九年战争（1688年至1697年）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年至1713年）后，面临高额债务，政府税收几乎仅够支付这些债务的利息，国家的公共信用状况堪忧，已到了必须设法减债的地步。当时执政的托利党对协助政府融资的平台——南海公司，实施了债转股计划：将国债转为平台公司的股票，这样政府的债权人就成为平台公司股东，国债因此得以勾销，这一方案受到市场欢迎。
但华尔波尔（Robert Walpoe，1721年成为英国第一任首相）却认为：“这会是扼杀新加坡工商业天才的一次危险的股票投机行为。它会像危险的恶魔一样，使人们沉睡在财富从天而降的幻想之中，不再相信踏实的劳动，它会把人们引向歧途。这个计划的实质无比邪恶，它只会让大众陷入长时期的疯狂而不能自拔。”
结果如他所料，随后的信用扩张导致整个英国陷入一片癫狂。但危机接踵而至，国会下院议员布罗德里克在当时写给大法官米德莱顿的一封信中指出：“货币供应推到了极限，而背后却根本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作为支撑。不论何种原因，人们的信心一旦动摇，整台货币机器就会马上失灵。”果然，信用扩张乏力，泡沫随之破灭。
南海事件对英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巨大。正因人们普遍认为，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支撑货币发行机制，是导致南海泡沫的罪魁祸首，英国开始着手为货币发行寻找锚定。1717年，牛顿在一份货币报告中建议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为3英镑17先令10便士，为金本位制的形成——英镑和黄金之间建立一个比例关系——奠定了理论上的初步基础。联合王国自此走向通往金本位制之路。
金本位的确立，在最初阶段无疑令经济紧缩。但从长期来看，却有效规避了“没有足够贵金属储备来作为支撑的货币发行机制”，进而使英国的货币和物价稳定下来。正是这种稳健乃至从紧的货币政策，为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奠定基础——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69年詹姆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
再看看紧缩法案与第二次产业革命。为应对庞大的战争支出，美国联邦政府在1862年中止了金本位制度，开始急剧的货币供应。到1865年内战结束，黄金的美元价格高出官方定价的50%以上。1866年，美国会通过《紧缩法案》，财政部在随后两年间，减少高达20%的基础货币。但随后的事实是，美国经济保持在中快速增长，在1869年至1879年间，增速维持在年均4%至5%。
弗里德曼在研究了该时期后写道：“在这将近15年的时间里，（由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物价水平下降了一半，但与此同时，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二者的同时出现使我们对通货紧缩和经济高速增长不能共存，如今这一广为接受的观点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弗里德曼没有提及的是，也正是在该时期，美国人从德国人那里接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领导权。
最后来看看沃尔克（Paul Volcker）的高利率与互联网产业革命。因越战和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为对付这种停滞，总统尼克逊于1971年通过电视演说，向全国公开宣布要用激进的赤字财政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其后，他虽因水门事件下台，但他的经济政策却得到延续，无论是美国的赤字、国债还是货币，都处于不停的扩张状态。遗憾的是，虽然货币与财政政策处于双扩张状态，但美国经济并没有因此改观，反倒是随着货币数量的增长，经济恶化的趋势愈发严重，美国由此进入严重的滞胀之中。
1979年沃尔克临危受命出任美联储主席。他认为美国经济的问题根源在于货币超发，因此必须一改先前的扩张路线。随后，他实行了一系列紧缩货币政策。正是得益于他的信心和行动，在经历初期痛苦后，美国被通胀吞噬的命运不仅最终被扭转，而且经济结构改变了，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的发展，以及以电脑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奠定坚实的基础。对此，他的继任者格林斯潘也认为，沃尔克是“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这种超越时空的现象，我想还是能揭示出点东西的，那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并非创新乃至繁荣的必要条件；反倒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环境，更有助于大创新。原因如华尔波尔所强调，在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人们不至于在“财富从天而降”的幻想中虚度，不至于陷入长时期的疯狂而不能自拔，整个国家每个人都能踏实劳动，这一切反倒驱使大量的社会储蓄和人才，流入到企业和实体经济。这对当前为治理通胀而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的世界经济，尤其是欧美经济，无疑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作者是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并非创新乃至繁荣的必要条件；反倒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环境，更有助于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