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疫情：“2岁童求治无门”的教训要重演几次？

风传媒“风评”

一个月前，新北一名2岁孩童因感染COVID-19 ，经六天抢救不治，过程中因为家长抱怨等了两个多小时救护车才到，孩子却意识清楚演变为到院后插管，指挥中心为此检讨并调整就诊分流的SOP，开放居隔确诊者，可透过同住亲友接送，或自行驾车、步行等方式，自行前往医院，不用再苦等通知，这项调整被解读为“2岁男童条款”。

很遗憾的，一个月后，基隆一名2岁孩童也是感染COVID-19，病情急直下，抢救七小时不治。基隆的孩童顺利送医，也及时判定为重症并入院治疗，但因为部立基隆医院非儿科重症照护收治医院，故建议转院，没想到一晚上连续问了基隆长庚、三总、台大以及马偕医院都没有病床，最后由北荣收治，但还是不幸离世。

两条小生命换来检讨就诊分流和转院调度？

一个月内两起极其类似的悲剧，指挥中心的反应也很类似；一个月前检讨的是居隔快筛阳的就诊流程，一个月后检讨的是加速转院流程，然而，指挥中心应该体会得到，这次案例完全反映疫情的险峻程度，远非一个月前可以想像，云淡风轻的“检讨”，避免悲剧重复上演？只能静观后效。

这两起案例戳破一般大众对中重症高风险群都是有慢性病史的老年人的错误想像；病毒无差别攻击各年龄层，而且，转中重症的机率也几乎差不多，唯一能起到些许保护作用的就是疫苗，偏偏学龄前儿童就是疫苗照顾不到的一群，简单讲，指挥中心准备以筛代隔，全面放宽防疫规范时，或许不能不考虑家有幼儿的大人们，如何保护他们的孩子？

基隆幼童在高烧且经医师建议转院的情况下，却找不到可以收治的医院，很难不让人质疑，指挥中心每天记者会报告的各种数字─包括空床数，到底是虚应故事？还是说来安心用？

尴尬的是，指挥中心完全知道孩子生病对和家庭造成的情绪冲击远远超过老人家生病，而这一波疫情很大一部份的抱怨就是来自抱着孩子排队PCR的家长们，因此，指挥中心才会宣布大型医院开辟学龄前儿童就医的绿色通道，但也只有妇幼医院才有“亲子门诊”——家长与孩子的PCR不必排两趟，其他都得重复排队——检测完孩子再排队检测大人，这样的设计就是不理解“家庭”的需求；就像教育部空想出“九宫格停课”办法，完全不理解孩子在学校里的“运动（行为）模式”，徒然惹人讪笑。

“空床数”不等于能用的病床数

指挥中心说明，全台有212张空床，北部各大医院都有两位数以上的空床，儿童ICU空床则有六张，至于可以和成人同住的混合型病床全台还有369张，要言之，有病床，也没有延误治疗，要检讨的是“转院调度”；然而，根据基隆卫生局长的说法，这位病童是由部立基隆医院透过北区紧急医疗应变中心询问，都没有床位，而后卫生局介入后才转由北荣收治，那指挥中心第一个就要问那些以病床不足为由不肯收治的医院，到底是真没床还是不想多收重症患者？

第二个要问所谓的“紧急医疗应变中心”还剩下多少“调度功能”？

第三个要警觉的是，这不是基隆第一次“漏接”患者，早前也发生中年人被拒收的案例，基隆的医疗水平到底能不能应付疫情？如果不能，有没有备援方案？总不能老是让重症确诊者在医院间流浪。

指挥中心没有说的真相是：即使有床位都没有人力，一方面太多医护确诊，很难加开病房，二方面确诊患者多半中集中在急诊，从一家急诊转院到另一家急诊，也无法保证患者得到完整治疗。直接“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是：指挥中心每天报的空床数，即使是真的空床，都不代表是能用的病床。那么指挥中心为什么不肯面对严峻的实情，并把实情告诉民众？每天报告“非实用空床数”的下场，就是民众为求诊无着而痛苦，医护因压力满载而委屈。

医护量能已到临界点，还要耗费多少在PCR？

疫情尚未到最高峰，而指挥中心每天声称“足够的医疗量能”显然已经异常紧绷，仅仅是支援PCR筛检站就已经大大吃不消，民众眼睛看得到的是现场采检大排长龙，没看到的是每天上万采检样本送进实验室确认阴阳的人力，同样吃紧；特别的是，在双北市长卡频频呼吁快筛阳视同确诊之际，指挥中心却是在双北加开九处PCR筛检站，这个决策不能说错，但指挥中心应该要问的是，不论PCR或快筛，其目的是要知道确诊数？还是要有效治疗确诊者？

对民众而言，筛检的目的不是成为指挥中心口中的一个数字，而是万一确诊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不论治疗是因应轻症在家自我疗愈，或者中重症在医院得到妥善的照护。那么，对民众而言，如果医护人力是有限的，与其将他们耗费在筛检站，相信会更希望他们在诊间在病房。这也是为什么双北市长会力主快筛阳视同确诊，因为医护人力物，要回过头来守护中重症的医疗，才能减小悲剧，降低死亡率。

COVID-19的传染力确实惊人，不论指挥中心如何认定COVID-19多半无症状或轻症，现实是转中重症者不断垫高中，致死案例每天都以两位数成长，当“超前部署”已成昨日黄花，追着病毒的后果，就是一次又一次以悲剧换取防疫教训，而且还学不会，“两岁童求治无门”的教训已经一而再，不可再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