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堕胎争议反映美国内部困境

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关于堕胎权利的判决意见书外泄，引发轩然大波，一方面显示美国社会非但没有弥合撕裂，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民意撕裂已经导致民主宪政精神的弱化，使得政治考虑凌驾一切，到了不顾一切去破坏三权分立体制的地步。意见书的立场其实并不极端，但社会反应之极端，表明不同阵营数十年的对立情绪，已经到了妖魔化对手的程度，让妥协的民主协商精神难以发挥，有损美国作为世界“民主灯塔”的形象。

判决意见书由大法官阿利托撰写，称1973年罗诉韦德案裁决“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必须被推翻”。最高法院当年裁定堕胎权受到美国宪法保障，因而下令在全国合法化。这一裁定在美国司法界一直争论不休，因为宪法并没有明文保障堕胎的权利。阿利托的意见书所要推翻的，是强制各州都允许堕胎，主张把堕胎合法化的权利，回归各州立法院决定。纯粹从司法角度而言，这恐怕才更贴近美国分权制衡的宪法传统。

然而，这一没有否定堕胎权的温和意见，却被支持民主党的左派舆论刻意误导。美国总统拜登即刻表明反对立场，表示会与国会合作，立法保护妇女堕胎权。有分析指出，在左派网络媒体独家披露并扭曲意见书内容后，最高法院门前就立刻聚集了大批手持反对标语的示威者，显然有备而来。由于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民众支持堕胎合法化，所以不能排除左派和民主党企图操控事件，借以拉抬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选情。

按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代表司法的最高法院是超然于党派政治之上的制衡机构。意见书外泄在最高法院历史上绝无仅有，因而被视为影响极其严重的丑闻，败坏了最高法院的庄严形象和司法独立精神。意见书外泄以及随后引发的各地示威，也有威胁和施压最高法院判决的意图。这表明美国社会的政治撕裂，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甚至不惜伤害司法独立，破坏体制公信力的程度。

现代民主运作的特点，立足于妥协精神，不同势力和利益团体之间，都承认和尊重对手的基本权益，所以不会出现极端单一的政治结果。这种中庸的政治文化，表现在各安其命（live and let live）的日常生活价值。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都平等受到法律保障，任何侵权行为都能诉诸司法程序解决。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判决之前，堕胎在不少风气开放的美国州属已经合法，正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强制全国允许堕胎，反而违背了美国宪法分权的精神。

作为一个由50个州组成，人口近3亿3000万的联邦，各种对立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并存，一直都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从来就处于“撕裂”的状态。当下的不同点，在于对立各方因为长期妖魔化对手，终于使得妥协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因为对方已经不被视为正常的文明对手，所以一方的胜利必然代表另一方的覆亡。作为普通公共卫生课题的堕胎权，就不幸沦为“奴役女性”和“谋杀胎儿”之间的正邪之争。

乌克兰战争让美国重新确立了民主世界盟主的地位，广义的西方自由世界因反对俄罗斯侵略，重新团结在山姆大叔旗下，清楚否定了美国衰退论者的判断。但是，堡垒总是由内部攻破。美国内部各种利益之间的激烈博弈，向来都是美国无穷创造力和活力的泉源，然而，一旦这种健康的竞争质变为你死我活的泛政治化恶斗，就有可能真正摧毁美国的民主体制。乌克兰战争开启了崭新的历史时期，美国能否在新时代继续成为照亮自由世界的民主灯塔，还要看美国人如何克服这个意识形态对立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