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奕婷：你是哪一种三文治？

停一停

在力求成为包容社会的一分子之际，我们是否能更平和地看待和认可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苦楚，并对他们的处境给予体恤，而不是马上训斥否决？

在今年财政预算案声明未出炉前，我在《联合早报》面簿上看到一则留言。留言者申诉自己和丈夫的总家庭月入1万多元，超过了能购买预购组屋的月入顶限，所以被迫住在私人公寓。因为须要载送两个孩子，他们拥有一辆欧洲品牌的汽车；加上孩子要上补习班、增益课程，家庭负担不小，希望政府也能照顾他们这一群，给予更多援助。

不出所料，这则留言下方吸引了连串负面反应，不是冷嘲热讽，就是直接批评，主要就是指申诉者收入显然不低，明明是个人选择住私人公寓、买贵车，过开销大的生活，还嚷着要政府帮忙。

以新加坡住户家庭月入中位数为9520元来看，一个月入超过购买新组屋1万4000元顶限的家庭，已经算是中上阶层，还抱怨政府帮助不够，确实不难理解为何会让许多人不谅解，出言嘲讽。话虽如此，退一步想，若非处于花钱不用想的富豪阶级，在各种生活需求和本身有限资源之间，绝大部分的人都难免会有钱不够用的吃力感，尤其当前物价腾飞，社会不同阶层或许都有类似的感受。

说穿了，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里的一个三文治，被不同的需求挤压着。就社会经济地位而言，一般夹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位置；在家庭中，卡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面夹攻困境；在工作上，处于上司和下属之间腹背受压，总要确保如何不会变得里外不是人；就算面对自我，也常常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扯。要选择做个简单便宜的白面包三文治，还是当个高档贵气的天然酵种黑麦面包三文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夹心程度，但以同理心去看，大家其实都难逃“同是天涯夹心人”的宿命。

我们常说希望新加坡是个包容的社会，而对于底层同胞的挣扎求存，不难见到普罗大众的温情相待，也接受政府必须给予不幸的一群更多援助，甚至自己也乐于施援。不过，面对中等及中上阶层对生活叫苦，同等的包容显然就比较罕见了。

诚然，收入较高的家庭需求往往较多，包括一些非一般人认为的“必需品”，如私家车、儿童增益课程、上餐馆用餐、更健康的食材等。要政府动用公款来帮助应付这些必要性见仁见智的生活需求，也有违公义。然而，希望提升生活水平乃人之常情，力有不及时衍生不满和提出援助的诉求也可以理解。毕竟政府的援助触角，这些年来已延伸至更大层面，不少补贴也惠及月入不低的中等收入家庭，无形中推高了人民的期待值。

所以，在力求成为包容社会的一分子之际，我们是否能更平和地看待和认可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苦楚，并对他们的处境给予体恤，而不是马上训斥否决？这样的气度是一个真正包容的社会所应具有的。

然而，宽以待人不代表不能严以律己，我们宽容地对待他人的诉求，不意味着不能严格地审视自己的要求。财政部长黄循财最近在国会针对物价上涨问题发表部长声明时，一方面宣布推出针对性措施，帮助受冲击最大的群体，另一方面回绝了一些希望政府减少燃油税，或提供津贴缓解近期油价上涨的诉求，理由在于避免变相资助驾驶私家车的中高收入群体，因为社会中上阶层的拥车率远超低收入阶层。

这也直接反映出一个值得全民反思的问题，即每个人在提出任何援助诉求前，是否能更有大局观，而不仅是聚焦自身的得失？

首先在于诚实地自问：我们真的需要这个援助吗？当然每个援助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作用，政府给钱更是永远不会嫌多，但问题是一个对自己仅是感觉良好但帮助不大的措施，背后牵涉的资源和成本，可能是巨大的社会集体负担，况且自己占了一份，也可能间接减少了更有需要者的所得。

再说，所有援助都必须有人买单，倘若我们总是抱持“不能少了自己那份”的心态需索无度，作为一个国家，恐怕迟早会陷入无以为继的困境，结果必然是全民得一起承受更高的赋税。因此，在提出要求之前，我们是否做好准备日后去承担？即使不是自己直接买单，不要忘了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

随着内外环境的各种改变，总理接班人黄循财从发布他的第一份预算案声明，到出席获正式推举后的第一个记者会，都一再清楚重申国家和人民向前行会面对的艰巨挑战。但这个国家将来的面貌不只是由掌舵人形塑，在更大层面取决于人民的集体素养，当中包括我们如何对待他人的援助需要，以及看待本身需求的态度。

（作者是《联合早报》助理总编辑 angyt@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