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林：方言与华语之辩

观点碰撞

2022年3月10日，《联合早报·言论》发表胡林生先生的《方言的消失是历史必然吗？》，读后有一些感触。在新加坡的主流媒体上，经常可以读到大家对国人不重视华语教育而感到惋惜甚或忿忿不平的文章，至于像教育部华文专科前视学、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中学华文编写组前主任胡先生那样，为免方言在新加坡消亡并为方言争取合理地位而不断地发声者，实属少见。

此前，胡先生已经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了至少四篇同类主题的议论文：《沟通文化脉络的桥梁》（2019年3月22日）、《共通语和母族语文的定位问题》（2020年1月11日）、《贯彻多元文化和双语政策困境》（2021年1月9日）和《两个方言课题的辨证》（2021年4月17日）。胡先生也在钟国荣博士主编、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于2021年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十集》一书中，发表专论《华语和方言之间》。除此之外，在一些议论文或专论中，胡先生也穿插阐发其关于方言与华语的共生关系的观点。

回到《方言的消失是历史必然吗？》这篇文章。此文与胡先生在上述几篇文章中所要表达的观点基本相同，归纳起来有三个重点：

方言与华语的共荣关系。方言在词法、句法和发音方面都有密切的对应关系，会说方言对华语和华文的掌握不但不是障碍，反而有技术转移的助力。换句话说，方言的使用有助于华语的学习，况且，目前没看到因会说方言而影响华文学习的实例。

方言的文化纽带职能。方言是保留社群文化最扎实的根，方言犹如社群文化的纽带，是社群文化的沟通桥梁，社群文化主要体现在宗亲关系、礼节习俗、族群凝聚力和同舟共济以共谋发展等方面的紧密关系上。

方言的艺术表现职能。方言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源泉，方言一旦式微，许多非物质遗产将形同虚设，无从展现它们绚丽多姿的美态。许多由方言主导的音乐、舞蹈、地方戏、曲艺和歌剧等，都可能因方言的式微而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

华语不具方言影响力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胡先生也在《方言的消失是历史必然吗？》一文中提出新的观点，那就是华语不具有与方言同等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力。他说：“华语虽是华裔族群的共通语，却无法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认知和传承上，发挥跟方言同等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力。所以，方言的消失，肯定会削弱华裔族群的文化积淀，造成族群文化内涵的空洞化，导致新加坡逐渐成为西方化的单语社会，双语多文化的国策无疑将名存实亡。”

此外，胡先生也批判现有的华语教导方式，他担忧“华文学习的瓶颈主要是功能问题。如果学生只学会考试技能，那是工具式的语文，考试过后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绝不会热衷华文或毕生爱好华文，文化断层现象将继续恶化”。

纵观上述四点，我认为，华语与方言到底是属于共荣关系，还是相反地，方言的使用会对华语的学习和掌握造成障碍？这一点因人而异，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会说方言并非我学习华语的助力，也不会对我的华语学习形成障碍。

1979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礼上指出，这项运动的宗旨在于在不同籍贯的华族社群中建立共同的语言——华语。他说：“要以英语、华语和方言牢记足够的词汇，在必要时立刻想起来应用，这对资质中等的学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资质比较差的学生就根本做不到了。甚至那些接受过12年的华文教育后必须到外国大学深造的学生，讲起华语来，也不如从前那么流利。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用的是英语，而同家人和朋友交谈时用的是方言。由于新加坡人口当中有25%并非华人，我们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种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新加坡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新加坡建国之初，李光耀对新加坡社会不同籍贯华人间因使用不同方言所造成的“鸡同鸭讲”混杂情况的隐忧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少说方言，在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成功建立起共同的语言——华语，不但有助于华人间的沟通，有助于资质一般的学生对英语与华语的学习，更有助于新加坡人最终以英语作为共同的沟通语言。

姑且不论当时新加坡的推广华语政策，是否受到中国官方以普通话（华语）作为中国人共同语的政策的影响，在少说方言、强调掌握共同语之后，新加坡人的华语学习和掌握也有利于新加坡华人与国际接轨。

至于方言的文化纽带职能论，胡先生认为，方言比华语更有助于维系宗亲关系和礼节习俗，这一点我认为应该视情况而定。宗亲泛指拥有相同姓氏的群体，例如孙氏、李氏、陈氏、黄氏，他们可能来自相同地域，也可能来自不同地域。如果是同时拥有地缘关系的宗亲，例如海南陈氏，那是地缘加血缘，基本上是一个大家族内的成员，方言的发挥有助于彼此间的情感沟通。

然而，如果是来自不同地域，例如山西王氏与潮州王氏，讲着不同的方言，如果一味执着于以方言交流，肯定会造成沟通上的隔阂，不利于社群维系情感。

方言的艺术承载职能

我认同胡先生关于方言的艺术承载职能论。1981年获颁新加坡文化奖的胡桂馨是著名的粤剧工作者；新加坡湘灵音乐社是蜚声东南亚的福建泉州南音组织；2020年获国家文物局颁发首届“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奖”的南华潮剧社，这些方言性的艺术工作者与团体，都在积极寻求卓越的艺术突破，为新加坡的文化艺术事业做贡献。没有方言，这些艺术领域的工作将无以为继。

胡先生提出来的华语不具有与方言同等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力的观点，是我最无法苟同的。“方言的消失，肯定会导致新加坡逐渐成为西方化的单语社会，双语多文化的国策无疑将名存实亡”，此论调甚至带有危言耸听的成分。过去数十年来，尽管我会使用本身的方言（闽南语），但是，我更加熟悉的语言是华语；我使用华语而不是闽南语思考，我使用华文书写，别说闽南话没有自己的一套书写系统，即使有，我也会继续以华文书写，这是大势所趋。

没错，方言的流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华裔族群的文化积淀，但那是在艺术层面上的流失，例如地方剧种的式微或消亡，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本土华文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杂糅性褪色；然而，这些都与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认知和传承无关。

退一万步说，即使我自小没有使用闽南语，我最多也只是丧失欣赏闽南戏的能力，失去以闽南话直接与闽南老家的乡亲对话的能力，在整体华族文化的认知与继承上，并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

43年前，新加坡推展推广华语运动，当时，新加坡的主要方言社群是福建、广东、潮州、海南、客家。随着多年来推广华语运动的潜移默化，新加坡已渐渐朝向华语一体化的态势发展，不只华族人士间自然而然地以华语交谈，即使是非华族的兄弟族，尤其是公务员，偶尔也会在华族人士面前讲几句简单华语。

中国学者杨润陆、周一民编著的《现代汉语》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论述：“远自先秦，汉语在存在着民族共同语的同时，就一直存在着方言。形成方言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人口增长、生活区域扩大；由于社会动乱，人民向远方迁徙；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人民往来不便；由于与异族接触，发生语言的互相影响和融合。”这段话虽然是在陈述中国汉语与方言之间的关系，相信对于新加坡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比起40余年前，今天的国际情势有很大的变化，地球村的概念已然成形，新加坡有来自大江南北的中国新移民，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方言的普及使用，今天的方言类别肯定比40余年前多出许多倍。在这种“大江南北居一城”、没有关山阻隔的情境下，我们应该恢复五大籍贯方言的使用，而无视于其他地方性的方言，还是应该一视同仁，对于中国各地的方言来者不拒？

今日中国的普通话（华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说明了华语是在广泛使用的北方方言的基础上规范而成的。语言自有其存活的生命力，无论是华语还是方言，语言的第一要义在于沟通。

关于方言在新加坡的使用，应该顺应民间的自然发展规律，官方不应视方言为洪水猛兽，施以自上而下的管制，限制方言的使用空间。同样的，民间也不应夸大方言的文化纽带作用和文化感情，而无视于华族社群间沟通的重要性，不必强求官方恢复或放宽方言的使用范围，甚至把方言视为文化瑰宝。

作者是本地业余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