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裕尼：政党政治的宿命

时事透视

我国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明后两年分两阶段将消费税从7%调高至9%。自从宣布以来，不少讨论都聚焦于是否有其他途径增加政府的总经常收入，而无须调涨消费税。

长达10天的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和各部门开支预算辩论于3月11日结束。执政党议员全部支持，反对党议员则一律反对；反对党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消费税的调高。

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在文章《党派立场难妥协》（见3月17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中提到，反对党无论如何不会接受政府的做法，否则它们就会遭到支持者的讨伐。所以，尽管知道政府必须量入为出，想办法增加税收，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庞大社会开支，它们还是坚持反对的立场，并提出一些并不新鲜的替代建议。

众所周知，调高税收没有好的时机，最好是不必调高税收；否则不管铺垫时间有多长，当新政策推行的时间确定下来的那一刻，依然无法避免人民的怨声载道。

也许国人并不是不了解国家须要增加税收，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各项公共政策开支，而是调高消费税将推高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开销，以致口袋里所能支配的钱变少了。特别是在当前因冠病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前景不明朗、因全球物品供应链断裂导致的通货膨胀、乌克兰危机带来的高油价与全球粮食价格上涨，让通胀进一步高企。

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便政府为了减轻调高消费税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推出66亿元的定心与援助配套，也依然没能完全消除国人对眼前的生计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感到的忧心和焦虑。

笔者相信，政府并不是不知道调高消费税是一项不受欢迎的政策，但依然冒着下一届选举可能流失更多选票的情况下推进。这符合政府长期以来务实的行事作风，制定对国家长期有利的政策，不为短期利益牺牲国家的长期利益。

吴先生在文中也指出，党派立场泾渭分明，几乎所有实行议会制的地方都是如此。它再次提醒我们，党派立场是难以妥协的。

笔者认为，这是民主体制中最值得让人深思的地方。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协商精神；然而，基于各政党理念的差异，要取得共识的确很不容易。再者，如果朝野能在某些政策达成共识，那必然是有一方作出妥协。

对政党政治而言，任何的妥协必然要付出一些政治代价。政治从来就是一场零和博弈，协商可说是一道伪命题。

那些经过多次政党轮替的民主国家已经让我们看到，上台执政的政府必然会推翻前朝政府的一些决策，致使国家的长期政策无法贯彻执行，而频繁的改朝换代，也必然会使社会的分化不断加深。最终，政党轮替成为常态，人民也习以为常，但这对于国家的治理与人民的福祉来说，是否会更好？很显然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好像并非如此。

其实，当民主制度打着监督与制衡的旗帜，赋予在野政党议政的使命，朝野要取得共识已经变得不切实际。

2018年5月16日，李显龙总理在参加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说，执政党必须与反对党争夺议席，换言之，“人民行动党不能垄断权力，也没有无限期治理新加坡的权力”。李总理认为，政党并没有预设的何时存活或何时灭亡的固定寿命，一个政党是否能延续，取决于它是否能自我更新，以及是否能持续服务人民和确保国家取得进步。“如果我们（行动党）做不到，我们就应当败选。”

笔者只希望，如果新加坡有一天出现政党轮替，并不是因为国人要国会有更多的不同声音，意外让执政政府下台，或是因为要完成民主体制的洗礼；而是相信，上台的政党能给国家与国人带来比前朝政府更优越的治理与更美好的生活。

作者是行政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