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乌战：国际关系的大脑结构
审时度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乌克兰战争的两个演讲，除了陈述俄罗斯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来由，也描述了同北约长期打交道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可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是西方国家拒不容纳俄罗斯，回绝了它加入北约的试探；第二是西方莫名其妙地将俄罗斯当作敌对国。
他说：“苏联解体后，尽管新生的俄罗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同美国、西方合作意愿，并且几乎是单方面进行裁军，但西方仍企图压榨甚至彻底摧毁俄罗斯。那些谋求霸权的国家公开地、毫无成本且毫无根据地将俄罗斯宣称为敌人。”
第三点关乎民族尊严。普京质问：“是谁给了北约底气，让他们如此大言不惭地从自身特殊性、绝对正确和肆意妄为的立场出发同我们打交道，并以轻视蔑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利益和合理合法的要求与主张？”最后一点是生存危机感：“在美国及其盟友口中所谓的地缘政治红利，对俄罗斯而言却是生与死的问题，毫不夸张，这是俄罗斯命脉攸关的问题。”
这四点在普京的战争决策中起了很大作用。它们都同人的本性相关联，都根源于大脑结构上产生的社会心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大脑结构决定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国际关系中人性的因素
同所有社会动物一样，安全和地域性也是人类的本能。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在相邻的部族和国家之间是个永恒的难题。俄罗斯发源于东欧大平原，这里一马平川，易攻难守，迫使它不断扩张来扩大战略纵深和寻求天然屏障。美国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这反而使它追求绝对安全，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找安全隐患，卷入各种各样的冲突纠纷。结果，两个大国都给人以富于侵略性的印象，两者的历史都是战争连绵。
社会动物都有很强烈的归属需求。人类进化史上，“抱团取暖”是常态，也是个体存活的前提。归属需求衍生出一系列心理状态和行为准则，比如忠诚是最高美德之一，背叛是最恶劣的行为，被驱逐出群是最严厉的惩罚等。人们还发明了许多机制来协调群体内部的关系、增强群体内部的团结，例如道德法律、宗教、礼仪、风俗习惯、等级身份、国家、民族主义等等。处理这些社会关系，主要靠大脑最后进化出来的前叶皮层。
原始部落对领土和资源的竞争，导致流血冲突和战争，也产生了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本能，无论这种分类的根据，在现代社会里是如何浮浅。群体间的生存竞争很自然地产生了敌我意识和“纯邪恶的神话”，即妖魔化敌人和敌对群体。区分敌友、好人和坏人、正义和邪恶，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思维定势。自以为占据了道德高地后，人们往往理所当然地鄙视和仇恨对手。
将俄罗斯或中国无由头地当作敌人来看待，符合这种本能。大脑的框架，需要敌我意识来支撑。国防乃国家意志的组成部分，而没有假想敌的国防是不可持续的，没有国防的国家也没有灵魂。军工复合体就是借这种心理结构而长期存在的。但“国防”就是准备打仗，嗜血是人性的一部分，在现代它往往打着“正义”的旗号肆虐，比如文革中的暴力。
以上这些在当代的突出表现，就是身份政治。这是国际关系中经常被忽视的部分。古希腊哲学家将人的心理需求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叫thymos，它渴求别人的承认和尊重，如普京讲的俄罗斯的尊严。第二部分叫isothymia，要求的是平等，而第三部分megalothymia追求的是优越感：即便不是优等种族也要占有道德高地。黑格尔认为，争取他人的承认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戴着一个地位雷达，随时都在探测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就是为什么受伤的自尊，是日常生活中冲突和暴力的一个主要来源。
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自由主义的兴起，使追求承认发展到追求平等。这是民主政治的起源，也是国际关系中，大小国主权平等原则的来源。然而从追求平等到追求高人一等，中间只有半步之差，这就是国与国事实上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自尊心强的人往往更有暴力倾向，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长期得不到尊重，发动乌克兰战争就不难理解了。研究还发现，自由派人士大脑的扣带皮层（cingulate cortex，主要功能是处理矛盾对立的信息）的灰质偏多，而保守派的杏仁核（amygdalae，主要功能是辨识威胁）偏大。催产素（oxytocin）使人们对“自己人”更和善，但也变得更仇外。
国际政治的双层游戏
以上这些在乌克兰战争都有充足的表现，使战争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在表层是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正义对邪恶”的斗争。开战以来世界舆论一边倒，对俄罗斯侵略的谴责，被编进了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压迫相搏斗的史诗叙事，由此产生的义愤排山倒海，淹没了普京的两篇宏论，使俄罗斯失道寡助，疲于奔命。
这种道德优越感不仅将俄罗斯定义为邪恶，也在向中国延申。中国无时不被质问为什么不谴责俄罗斯、是否要援助俄国等。这背后的分群和敌我意识非常明显，新冷战呼之欲出。普京是“坏人”，坏人的讲话当然不值得一听，其观点也不值得一驳。同情他的观点就是政治不正确，就有被放逐的危险。
同以往一样，西方媒体主导了乌克兰战争的叙事。乌克兰军民的奋勇抵抗，居民区被炸，平民流离失所、逃难他乡，核电厂和产房遭到炮击，婴儿受伤等等，这些画面和报道下面，是人性在运作。西方媒体24小时的现场报道，将整个世界舆论转向谴俄。这样的画面非常有效，在冷战后历次战争中被广泛应用。被它们煽动起来的民情和公共舆论，常常能够影响到决策，因而也常常被有选择性地使用，甚至出现了摆拍专业户和组织。
自由主义的舆论战主要在公众层面上打。在精英层面上进行的却是另一种游戏——现实主义的游戏。表层上的舆论战不过是政客们利用的工具罢了。冷战工程师乔治·凯南在评论1999年北约东扩的决定时说：“现在我们正在背弃的，正是那些发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不流血革命、推翻了苏维埃政权的人。”在这里，自由主义的高调完全消失了，只剩下现实主义的算计。普京认为北约背弃诺言，是因为它不能容忍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俄罗斯存在，“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现实主义者普京看得很清楚。他称西方为“谎言帝国”，认为表层的自由主义游戏只是烟幕，底层的现实主义游戏才是真格。在这个层面上，实力就是一切。他说：“谎言帝国的政治首先是建立在粗暴、直接的武力之上。”他列举了冷战后西方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塞尔维亚、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都没有国际法的根据，也没有联合国的授权，并都在自由主义的高调下，造成了难民潮和人道主义的灾难，使这些国家沦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陷入内战不断的深渊。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样形容双层游戏：“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是自由开明的国家，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西方，且只有西方，才是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来源。”
根据现实主义，乌克兰战争是搞垮俄罗斯的大好机会，而且西方自己不用动手，只需利用乌克兰人为祖国死战的勇气，提供给他们大量武器就成。就像越战拖垮了美国，阿富汗战争拖垮了苏联那样，乌克兰战争也可以拖垮俄罗斯。然而美国的真正战略对手是中国，为了避免乌克兰战争像中东战争那样将美国的注意力转开，就必须尽一切努力将中国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至少使一部分针对俄罗斯的“公愤”也发泄到中国身上。
同俄罗斯一样，中国在表层游戏上玩不转，几乎完全没有抵抗力。正因为如此，两国在现实主义的游戏上也总是被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困境就是例子：在自由主义搅局下，俄国很可能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改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很显然，在双层游戏中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先天不足。普京直接表明，他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改变游戏规则。他在2月24日讲话中强调：“我现在讲的不仅仅关系到俄罗斯。它针对的是整个国际关系的体系，有时甚至适用于美国的盟国本身。”如果西方不是根据现实主义的理念答应北约不东扩，却在自由主义的鼓噪下推动了五轮北约东扩，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乌克兰战争了。
中国也一直强调西方应该认真对待俄罗斯“合理的安全诉求”。中俄都强调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该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规章制度，而不是西方自定的规则。法国总统马克龙似乎有点觉醒，在一片妖魔化俄国声中，他声称：“应该确保没有国家受到羞辱，俄罗斯与俄罗斯人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俄罗斯不是欧洲大陆和平架构的一部分，那么欧洲就没有持久的和平可言。”
但至少在近期内，乌克兰事件对自由主义是一针振奋剂，使退潮的自由主义似乎找到一个转机，其基本价值又一次得到肯定。德国新政府的转变尤为突出，它表示今后要一改默克尔的务实作风，奉行“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乌克兰战争将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并一致对俄实施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这恐怕是普京始料未及的。西方国家团结一致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对中国也是一个警示。两国都还无力改变国际游戏规则。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自由主义的舆论战主要在公众层面上打。在精英层面上进行的却是另一种游戏——现实主义的游戏。表层上的舆论战不过是政客们利用的工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