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同病相怜到同仇敌忾?
审时度势
对普京这次在乌克兰大动干戈,许多中国网民的第一反应是“解气”!长期以来,中俄两国的一个感同身受的体验,是“西方欺人太甚”!中俄官方没有结盟,但在民间共情上趋近结盟。北京冬奥会前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统一了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看法;中国外交部宣称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下接地气”,一个新轴心俨然成形。
然而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人们一回味儿,觉得有些不对。首先有点被涮的感觉。其次,一个大国出兵另一个国家,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正义观。最后,普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令人费解。
“伟大领袖模式”出问题了
普京宣称要达到的目的,以及面对的多方面的巨大困难,都使这次行动显得有些难以置信。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至开战前一刻,都不相信战争会降临,反而怀疑美国别有居心煽动战端,要求它拿出证据来。开战后,外界广泛怀疑普京是否理智健全。且不说此举孤立了俄罗斯、团结了西方、给本国的前景蒙上阴影,他还称犹太血统的乌克兰总统为“新纳粹”和“吸毒者”,并且过快地使用了核恫吓。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Mikhail Kasyanov)斥他“无理性”“疯了”,俄国数十个城市出现了反战的群众示威。
很显然,普京这个关系国运的重大决策,共识不足,酝酿欠火候,有很大的独裁性。普京在电视上公开斥责他的情报主管;在媒体现身时,往往与同僚保持很长的距离,颇有样板戏“三突出”的效果。再此状况下,很可能周围人报喜不报忧,让他生活在片面信息的气泡中。多次对外用兵的成功使他变得过于自信,对乌克兰这一欧洲第一领土大国作战的困难,和国际上的反映都估计不足。
一个人长期执政,就会自以为是。长期高高在上,也必然会使周围所有人都变得服服帖帖、唯唯诺诺和“绝对忠诚”。于是再无有实质意义的政策讨论,一人错则全盘皆输,这是“伟大领袖模式”的通病。自认为是“伟大领袖”后,就绝不会认错,宁可去死也不接受失败,这是“伟大领袖”的宿命。
普京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现在还难以判断,因为他一向精明、缜密、果断而且现实。但再优秀的领导人也难经受得住长期权力的侵蚀。如果普京已经掉入“伟大领袖”的陷阱,这次赌注下得这么大,又得不到体面的让步的话,他就有可能孤注一掷,世界甚至可能有核战的悲剧。
围城中俄
中国人对俄罗斯的遭遇感同身受是有原因的。在许多方面,中俄的境遇非常相像,在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它们同病相怜。两国都是冷战的主要对象,又都没能摆脱冷战的阴影。
北约对俄罗斯的步步紧逼,与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种种部署异曲同工。俄罗斯承受了30年北约东扩的压力,中国也一直面对着冷战遗留下来的安全条约、结盟关系和包围圈。英国学者皮尔格2016年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中国的战争》(The Coming War on China),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周边险恶的军事形势。
普京认为俄罗斯同西方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后者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俄罗斯的存在。对中国人来说,此话放在中国身上更是真知灼见。
由于一些微妙的原因,中俄都在周边国家里缺乏亲和力,使周边国家又怕又恨,一有可能就另寻靠山。去俄罗斯化和去中国化在周边国家都很普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诉求同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诉求,都是基于历史渊源、种族文化、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像俄罗斯对乌克兰一样,中国大陆也将台湾看作“自己人”,国际规则并不完全适用,动起手来理直气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声索也是根据历史。
从冷战开始,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特点是其意识形态背景。它在力量对比关系之上又增加了一个“对错”关系。中俄遭受围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被认为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面,是威权而不是民主国家。意识形态使国际政治因掺入道德评判而更加复杂化,也使中俄承受的压力成倍增加。这是因为传统上只能逆来顺受的小国,现在也有道德勇气来加入施压的阵线了,甚至成为急先锋。
把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步步逼入角落,不得不背水一战,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从特朗普起,中国也在感受到这种步步紧逼。
大国的反击是一定的,也一定是毁灭性的,但许多人对此却大吃一惊,觉得始料未及。这是因为政治正确搅浑了思路。在北约咄咄东进下,现在俄罗斯被逼反了;将来,在美国主导的周边反华联盟的逼迫下,中国采取类似行动的概率也很高。
俄罗斯是头等核大国,中国也在加快扩大核武库。两国都有一定的安全系数,可以有持无恐地大打出手。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直接参与冲突的可能性较小,它更可能通过周边国家和地区来打代理人战争。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格鲁吉亚、乌克兰等都恐俄仇俄;台湾、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印度、蒙古、澳大利亚等的反中情绪都很强烈,它们都会被推向冲突的前台。
战略文化大革命
中俄同为核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虽然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相当于广东省,常规军力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为中国的十分之一,但它在国际舞台上风生水起。试想凭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如果它有俄罗斯那样的行事风格,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中国人不无羡慕地称俄罗斯为“战斗民族”。它一直自认为属于西方文化圈,同西方国家周旋起来得心应手。2000年,当时的代总统普京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时说:“我喜欢中国菜,用筷子很有趣。但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这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欧洲的。俄罗斯必须坚定地成为西方的一部分。”
但西方总把它当野蛮人看待,说俄罗斯人“抠破皮肤,下面是鞑靼人”,也许它确实从蒙古帝国那儿继承了横扫欧亚大陆的勇猛的性格。而中华帝国是以农为本的黄土帝国,拘谨保守,从未在世界舞台上驰骋过,在边境上顶多打个“自卫反击战”。
但今天中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利益遍布全世界,把安全利益也带到世界各个角落。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使它有动机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力量投掷能力。这是它战略文化转型的契机。俄罗斯如果能够在乌克兰战争中达到目的,即便仅仅是赢得尊重及平等对话地位的话,一定会使中国大受鼓舞,行事也会大胆起来。
其实,在习近平的主导下,中国的战略文化革命已经进行数年了。南中国海造岛、东海设防空识别区、中印边界对峙、战狼外交、大外宣等等,中国已经放弃“韬光养晦”。这些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相联系,但怎样发挥这种实力,有一个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的问题。在印太地区,乌克兰事件意义最深远的影响,有可能是中国彻底脱离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像普京那样的玩家。
中俄最大的不同,是俄罗斯没有像中国那样,同世界各国各地的紧密经贸关系和相互依存。承苏联所赐,俄国是个与世界天然脱钩的经济体。如果西方与中国脱钩的努力成功的话,也会将中国推向类似的地位,使它不再投鼠忌器。
除了搅局和维护自身安全之外,俄罗斯很难在国际关系上起到建设性作用;而中国则有经济实力来全面参与世界格局的塑造。如果两者能够紧密配合的话,就既有综合实力,又有行动力,会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主力。
普习的新诗篇
如上所述,中俄在国际秩序的基本看法一致。在以下几个方面,普京和习近平正用同一种语言,来试图谱写国际关系的新诗篇。
第一,双方都坚持相互安全(mutual security),并视之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上。这也是习近平“新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普京这次在乌克兰大开杀戒,根据的正是这个原则。他认为北约东扩所达到的成员国的安全,是建立在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上面。
西方国家虽然承认这个原则,并将其写入国际文件中(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2010年的安卡拉声明),但却长期无视和践踏这个原则。这次大战换来的血的教训,可望真正使这个原则得到重视和落实,从而改变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
第二,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强行推行自由主义和反恐,给各国带来了人道主义的灾难,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等地造成了国家的崩溃和治理的瘫痪,数十万人死于战火,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用普京的话,“结果是血流成河,难愈合的伤口,以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毒瘤”。
西方国家挑起的颜色革命结果同样是灾难性的,它们通过资助非政府组织来渗透当事国的政权、操纵选举和挑起暴力冲突。据普京说,2014年乌克兰“政变”时,美国大使馆每天提供给抗议示威者多达100万美元的经费。
第三,普京认为,西方国家用“虚伪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来毁灭本国的传统价值,从内部来腐蚀人民。而这些价值观,以及由其引起的政治正确,已经在西方国家本身造成了大面积的退化和堕落,因为它们违背了人性。习近平上台伊始就整治思想和舆论,针对的也正是这些。中共在80年代就有过“反精神污染”的运动。
以上这些是对世界秩序和人性的根本性的看法,它们更接近西方保守派的观点。这样,东方与西方、左派与右派、国际与国内政治,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奇特方式交织在一起了。这必然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