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松清：达因的故事 马国的困境

马来西亚前财政部长达因最近辞世，为这位曾权倾一时的政治人物的一生画下句点。他被视为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推动者之一，许多对其成就的评价也在此时浮出水面，其中包括前首相马哈迪11月20日在脸书上发表的悼文。

马哈迪强调，达因一生为实现新经济政策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未能逃脱外界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批评。这位前首相感性地将悼文题为《达因的故事》，既替昔日战友的种种争议辩白，更进一步检视了当时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困境，所引发的讨论不禁让人反思：国家政策的初衷，为何与实际结果产生如此巨大的落差？

1969年的种族暴动是马国现代土著特权政策的起点。当时的经济结构极不平衡，马来人多数生活在农村，经济上处于劣势，华人和印度人则在城市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实激化了种族矛盾，并最终促使政府推出新经济政策，旨在缩小族群间的贫富鸿沟。达因作为该政策在1980年代的主要执行者，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策略。他认为，仅靠扶植底层并无法在短期内缩小经济差距，因此选择挑选部分马来企业家，通过分配政府资源、贷款和项目，迅速建立起一批马来商业精英。这种“从顶层开始”的方式，可谓加速推动新经济政策目标的“弯道超车”。

放诸四海，达因的经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者颇有相似之处。比照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初衷与达因的理念并无二致。前首相纳吉的胞弟纳西尔（Nazir Razak）就说：“马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新经济政策正是其中的核心。无人能否认，新经济政策推动了马来中产阶级以及专业人员的成长。”这一观点可谓概括了马来精英看待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纳西尔的父亲，即是1970年代初发起该政策的前首相敦拉萨。

实践结果往往因地方差异、权力失衡而偏离初衷，导致弊端丛生。这种“以政府干预促进机会均等”的做法，让达因与当时的马哈迪政府饱受裙带资本主义的批评。一方面，扶植的部分马来企业家因缺乏经验或能力而失败，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舆论亦认为这种集中扶植的方式，助长马来精英的垄断地位，加剧族群间的不平等。这些现象造成社会上对特权政策的非议，尤其在当今的马国社会，其公平性和有效性经常被挑战。

然而，马哈迪为达因辩护，认为私人资本不会自发帮助缺乏经验和资本的年轻马来人，政府若不介入，马来企业家阶层将无法崛起。他坦言，新经济政策并非完全成功，许多人失败了，但也有少数人成功，避免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

这段剖析揭示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难题：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政府资源有限，无论如何资源分配都难免引发偏袒的质疑。在今天的马国，达因—马哈迪时代的经济政策仍然余波未平，诸如“种族偏袒”和“经济不公”的声音依然存在。这种历史纠葛，更在马国社会各层面衍生出诸多难以化解的深层矛盾。

新经济政策的目标虽高尚，但逾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它非但未能实现经济平等，反而因配额制度和资源分配的偏颇，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11月23日，本地《海峡时报》即从马国年轻马来人的视角，具体勾勒出土著特权在当代马国社会中更深层的影响——尽管新经济政策帮助部分马来人改善了经济地位，但贫富差距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有恶化趋势。数据显示，仍有41.6%的土著家庭属于收入最低的40%群体，这表明政策的惠益并未普及至底层。

特权已成缺乏竞争意识借口

更严重的是，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政府援助的依赖。一些年轻马来人认为，特权已成为缺乏竞争意识的借口，而非自我提升的工具。这一观点代表了马国部分城市马来族群对特权政策的批判，强调努力和公平机制才是成功关键。达因生前的批评者正是抓住这一点，指责他的政策助长了不公平与效率低下的现象。

然而，改革土著特权政策绝非易事，新经济政策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还承载着马来族群的文化身份认同。在许多马来人看来，土著特权是马国历史与文化的延续，象征着对马来人在独立后地位的保障与认可。特别是在北部偏乡州属，贫困农民认为特权是必要的安全网。这种观念使得任何改革尝试，都被视为对马来文化和历史的否定。

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不仅是一项扶贫政策，更是一种政治身份的延续。然而，这种论述忽略了马国作为多元文化国家的现实。对非马来族群而言，土著特权是“制度化的不公”，只会进一步激化族群间的对立。

从达因到当前的年轻一代，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在转型中的寄望与阵痛。他的政治遗产与影响是复杂的，其一生象征着土著经济特权政策的双重面向：一方面推动了部分马来族群的经济进步；另一方面，却也制造了新的不平等与矛盾。他的“故事”凸显了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种族与平等之间的挣扎。未来的政策制定者能否从中汲取教训，将决定马国能否在愈加严峻的世界局势中觅得立足之地——这实属老调重弹——否则，马哈迪今日这篇充满辩解与反思的悼文，终将沦为一篇不合时宜的缅怀文章而已。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