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任君：化家事为天下事，国何以堪？ ——欧思礼路38号又起波澜

李显扬是凭什么认定他儿子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有什么让人信服的成就足以证明他儿子有这种能力吗？他说得这么理所当然、自以为是，让人感觉新加坡总理职位是可以如此这般“继承”，而且身为李家第三代，这一次就应该“轮到”他儿子做了。

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的去留问题在他于2015年离世后，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沉寂几年后，最近又因为他女儿李玮玲去世再起波澜。他的次子李显扬在脸书发文说，为欧思礼路38号做决定是黄循财总理的责任，并强调李光耀在遗嘱中表明，希望房子在李玮玲迁出后立即拆除。

政府已经对李显扬的贴文做出详尽答复，数码发展及新闻部的发言人在10月25日的声明中，除了重申官方对故居采取开放的态度、包括不排除拆除、保留部分或全部建筑的方案之外，也做出两个重要澄清：一、李显扬选择不提及他和妻子林学芬在执行李光耀遗嘱时误导父亲，而且两人都被发现作了伪证，林学芬也因此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15个月；二、李光耀2011年12月27日写信给内阁，说他注意到内阁成员认为欧思礼路38号不应拆除，而他能够接受建筑物可能获保留。

虽然媒体，包括《联合早报》已经详细报道双方说法，但很多读者还是如雾里看花，摸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对这件“家事”为何会演变为“国事”莫名所以。一些朋友想知道我的看法，并希望我对故居去留问题“表个态”。

其实我在去年初就已表过态了。我在《怡和世纪》2023年1月发表的一篇题为《一则有关欧思礼路38号的电邮》的文章（也收录在《世事任君谈》一书中），已经谈过我对此事的参与，但既然很多早报读者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有必要在这里大略重述一下。

2011年3月17日晚上10点21分，我收到内阁资政李光耀的一则电邮，主要收信人是一名曾经帮他处理《李光耀回忆录》的高级公务员，同时抄送给一些人，包括他的办公室官员和新加坡报业控股旗下报章的几位总编辑，我也在其中。

电邮征询媒体高层意见

李资政在电邮中开宗明义说，欧思礼路38号将在他离开之后拆除，他建议按这栋房子的比例建造一个模型做纪念，因为一些“影响和塑造新加坡前途的重大决定”曾在屋子里做出。他还列举了一些例子。

他写道，他还记得哪些人参加在地下层饭厅进行的讨论，他认为这些都应该进行口述录音并抄录下来，存进国家档案馆。

他希望那名高级公务员愿意做这件事。

在电邮的末段，他特地问“报业控股的总编辑们”（SPH Editors）：“你们有什么想法？我来日无多，而我的经历值得记录下来。”

既然被李资政点名，就不能不回复。

当晚审完早报隔天的见报大版后，我就开始回复他的电邮。我是这么答复的：“与其按比例建造一个欧思礼路38号的模型，不如将原屋保留下来，变成一个博物馆，像晚晴园那样，不是更好吗？重建的模型无论怎么像原屋，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也不能取代它。假如我们当初没有保留那栋孙中山居住过、并在里面策划那些最终导致中华民国诞生的起义的别墅，在来临的10月，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恰当又有意义的场所来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了。我知道您已作出了决定，但我希望您能重新考虑。”

我是第一个回复李资政电邮的人，发出时是隔天（3月18日）凌晨12点22分，发了电邮就关电脑回家。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李资政在凌晨12点35分回复我的电邮，内容与他过去公开谈的原因差不多，大意是：这栋房子已经很老旧，将近100年了……要维修保持良好状态非常昂贵，尤其是在让人们在屋内践踏的情况下。他不想让这栋房子成为政府的长期负担，因此决定最好是将它拆除。

接着，他问道：“我错了吗？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我也看到了几位英文和马来文报总编辑接下来对李资政的回复，他们也都认为这栋有历史价值的房子应该保留。

我是以《联合早报》总编辑的身份给予李资政诚实专业的答复。在新闻生涯中，我曾经受邀加入一些法定机构的董事会或政府部门的委员会，包括市区重建局（URA）和古迹保留局（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当时还没有并入国家文物局）。参加这两个机构，让我有机会了解保留具有文化和历史价值或建筑特色的建筑物的法律规定和考虑因素，并参与讨论和决策过程。这是我在新闻工作以外获得的宝贵知识和经验。

无论作为一名总编辑或一名有关保留建筑问题的公共事务参与者，我都毫无悬念地认为欧思礼路38号应该保留，因为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攸关新加坡历史的一些重大决定都是在那栋房子，尤其是地下层饭厅做出的，包括1952年至54年间关于成立人民行动党的讨论，1961年李光耀等人与行动党左翼决裂而导致社会主义阵线的成立，1962年至63年有关如何通过合并成立马来西亚、与中央政府联手打击社阵与亲共势力，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等等。

保留这类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建筑，除了文化意义之外，其实也是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建筑的业主不能在没有获得有关部门批准下自行拆除，李光耀或他的家人当然也不能例外。

回复电邮也抄送子女媳妇

我不敢说我们的意见对李光耀有任何影响，但在内阁成员于2011年较迟时（那时他已退出内阁）一致认为不应拆除之后，他就不再坚持拆除了。

说回那则电邮，我注意到李资政在回复我时除了“回复全部” （reply all）之外，也抄送给多一些人，包括他的子女和媳妇。

因此，我也看到李玮玲和李显扬的回应，他们都反对保留，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们对此事的态度。

但我当时还不知道一场家庭纠纷已在酝酿，直到他们姐弟俩从2016年开始，陆续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责骂李显龙总理违反父亲的遗愿，并对政府做出强烈的批评，我才大吃一惊。

2017年7月3日，李总理在国会发表一份长篇“部长声明”，针对这些公开指责，进行详细的澄清和反驳。

他在声明中也提到那则电邮，指出所有总编辑在回应李光耀时，都一致表示希望房子能保留下来，并点名引述我和马来文报总编辑的回复。他说：“这些都不是我父亲希望得到的答案。”他在国会声明中说：“我很为难，既是李光耀的儿子，也是总理。”　

针对他的弟妹选择就此事公开作出严重指责的做法，他以沉痛的心情说：“大家都觉得，家庭失和已经很不幸，更不幸的是，李光耀先生一辈子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精神资产可能一夜之间就被毁了，而这种精神资产是无价的。”

这件“家事”当年被引爆为“国事”，已经令人心痛不已，没想到如今又被化为“天下事”，无限上纲，简直让人不忍卒睹。

李显扬在要求黄总理拆除李光耀故居的同时，还公开指责政府“迫害”他，并以此为理由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并在成功获得“政治难民”资格后，接受英国《卫报》和美联社的访问，沾沾自喜地广告天下。

他所列举的政府的“斑斑劣迹”有一些已经耳熟能详，政府也都逐项一一驳斥。

总理职位可以如此这般“继承”？

令我错愕不已的是，他申请政治庇护还多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新加坡政府阻止他儿子李绳武将来出任总理。而英国政府竟然也被他说服了！

英国权威报章《金融时报》10月22日是这样报道的：“在寻求英国的政治庇护时，李显扬和林学芬据说成功地争辩称，他的哥哥李显龙利用国家机器对付家族中他们这一房，以阻挠他们的儿子李绳武进入新加坡政坛，并可能有朝一日成为总理。”

我的天！李显扬是凭什么认定他儿子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有什么让人信服的成就足以证明他儿子有这种能力吗——且不说李绳武本人已公开表示自己无意从政，更不说总理人选必须经过严格的选贤与能程序和严酷的政治考验？但李显扬却说得这么理所当然、自以为是，让人感觉新加坡总理职位是可以如此这般“继承”，而且身为李家第三代，这一次就应该“轮到”他儿子做了。

他是否不自觉地展示“王朝政治”的思维，而没有意识到这正是西方媒体不时用以含沙射影污蔑新加坡，而这是他父亲最深恶而痛绝之的一种政治标签吗？

他是否不知道，还是忘了30年前那桩轰动国际的政治诽谤案？

1994年8月2日，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这份现已停刊、但当年在国际上影响力巨大的报章，刊登专栏作者鲍林（Philip Bowring）的一篇文章，题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往往是经不起考验的”（The Claims About ‘Asian’ Values Don’t Usually Bear Scrutiny），批评以李光耀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亚洲价值观”。

这种批评本身没问题，但他却声称新加坡也存在着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dynastic politics）。

这里的“王朝政治”是何所指不言而喻：李光耀在1990年卸下总理职位，由吴作栋接任，后者委任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为副总理，并公开表示有意推举他为接班人。因此，对新加坡政治有起码认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鲍林的所谓“王朝政治”就是在影射这一情况。

这篇文章让李光耀怒不可遏，我至今还记得他表示将追究到底的语气。

虽然《国际先驱论坛报》8月31日刊登一则道歉启事，声明“王朝政治”的说法毫无根据，吴作栋、李光耀和李显龙三人还是以诽谤罪名起诉该报。这个案子1995年7月26日在新加坡高等法庭判决，承审法官在8月22日发表的书面判词认为，这篇文章影射李资政和李副总理行为腐败，搞裙带关系，而吴总理则在李资政的指示下，对这些行为给予协助，并成为他们的同谋，是对他们作出“导致严重伤害的攻击”，并已影响到起诉人执行公职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攻击他们所坚持的政治信念的核心。他宣判辩方得赔偿吴作栋35万元、李光耀和李显龙各30万元，赔偿总额为95万元。这是当时新加坡单一诽谤案历来最高的赔偿额。

《国际先驱论坛报》向来唯我独尊，但当年却被逼向新加坡这个小国道歉又赔款，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反响。

这个案件说明李光耀对“王朝政治”的任何影射有多敏感。

而李显扬却认为总理职位理所当然应该轮到身为李家第三代的儿子接任？

他气急败坏要抹黑哥哥，用的是某些西方媒体一贯对李光耀和新加坡的那种无事生非的手法，做出毫无根据的指责，尤其是毫无警觉地授人以“王朝政治”的把柄。

他可曾想过，这一来，李光耀穷一生之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国家威望与政府诚信，也统统被一并抹黑了，而抹得最黑的是他父亲的形象？

如此不识大体，变身“政治难民”，在国际上制造悲情，化“家事”为“天下事”，国何以堪啊！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