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中国民间暴力频发反映基层组织失效

在今天中国政治、经济都面临重大挑战的敏感时期，基层组织的低效和功能缺失、人民缺少精神上的团体关怀，即使算不上主要原因，也是人心不稳、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

最近看到一份统计数据，自6月以来，发生在中国的10起独狼式暴力伤人事件，涉及犯罪人年龄中值53岁，最大伤亡是珠海体育中心案的78人。这是继2009年新疆暴力事件之后，中国最严重的社会暴力事件频发时期，北到吉林省，南至广东省。密集的独狼式暴力伤人事件，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大部分地区非常罕见。政府忙着发布各种行政命令，由基层组织对社区中“四无”“五失”人群进行筛查和监控。笔者怀疑这是否真的有效？还是如同北京大学政治学者潘维所说的，“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信仰人民：中国政府与中国传统政治》，2017年）官僚化行政做派的又一次表演？

当然，如果动用基层组织如居委会对人群进行筛查，是可执行的，问题在于成本和效果。2021年12月的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提到，中国现有49万2000个村委会（农村地区），11万6000个居委会（城市），每个村（居）委会都有一定数量的编制内人员和编外临时雇员。这确实是个庞大的基层组织架构。

这些基层组织执行上级命令时的效率和动员能力毋庸置疑。在冠病疫情期间，他们非常活跃和辛苦，建隔离墙、限制居民进出、分发应急物资。2022年4月的上海疫情期间，笔者刚好住在浦东新区的张江，亲身体验基层社区在执行防控规定时的行动力，但也目睹工作人员和居民之间的冲突：一个要完成上级任务，一个要自由行动和生存的宪法权利。今天以村、居委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基层组织，其实是中央政府在基层的权力末梢，并不能代表普通居民的利益，更不能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区。

“缓冲区”这个概念，很多学者深入研究过，比如张仲礼对19世纪农业社会的“中国绅士”的定量研究（《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类似研究也在费孝通的《中国士绅》（China’s Gentry）中有详细讨论。所谓“士绅”或者“乡绅”，是19世纪中国农业社会中，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人，其中一部分通过科举制度获得官职。这些人在政府和草民之间，形成一个权力缓冲区，中央政府通过士绅，将权力传导到草民阶层；草民阶层通过士绅，将不满和需求传递给政府。“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联合团征税等许多业务。”（张仲礼）

针对今天的中国，在《信仰人民》一书中，潘维提出应该在今天的基层社区“动员和组织人民自治、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但是本应该帮助人民实现自治能力的“居委会、街道、派出所、城管”，则因为“忙着为上级办‘大事’?、完成‘政治任务’”?而无法或者不愿意履行其他职责。也就是说，潘维是希望居委会这些机构，能够承担起至少一部分19世纪士绅阶层的社会基层组织职能。

笔者在美国读书期间，注意到美国的大学、社区、非政府组织，经常大张旗鼓组织各种社区活动，为学生、居民提供法律、医疗、心理健康、金融等各式各样的咨询服务。这不仅有助于那些刚好有需要的人，更重要的是一种提醒，让人们检查和防范自己潜意识里已经出现的问题。

反观中国的社区，笔者在北京朝阳区的普通住宅小区居住超过10年，期间基层社区服务人员只是上门做过一次人口普查，然后就没有交流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基层的延伸，不是人民福利的守护者。

政府关注的重心与普通公民的关注点通常是不同的：政府关注稳定，人民关注生存。稳定是无法保证生存的，死亡也是“稳定”的。但是中国政府以及它的权力末梢基层组织，却往往假设或宣扬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认为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一定能满足人民需求。正是这个误解，造成今天中国社会基层组织功能在实践中的瘫痪，或者说是“真空”。当政策有可能对民生产生危害时，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权力缓冲带能够保护人民利益。

大范围监控“四无”“五失”人群这种行政“微操”，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加剧政府的科层化，即敷衍了事的官僚作风，不可能对类似最近的民间暴力问题有什么实质帮助。

不论是从中国历史上看，还是横向比较今天的其他国家，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通过国家暴力来消除民间暴力。要减少和防范民间暴力，只能充分发挥“人民自治”的作用，让人民有足够安全感。

19世纪，中国依靠的是承上启下的士绅阶层，他们通过这样的中介职能，获得道德上的满足（以及一些经济利益，比如免除徭役、赋税），人民则获得诉苦渠道、团体关怀。在21世纪，我们应有意识地促进“人民自治”，为普通人构建一个精神上的社会安全网络，来获得类似19世纪的基层社会稳定性。

目前的居、村委会，显然在人员结构、职能范围上无法满足要求。我们应该呼吁新的立法或者废除现有法律阻碍，促进新的、有活力的民间自治形式的出现，实现基层社会的“民间自治”，让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结构性失序造成的治理困境。这对中国执政党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家长式的“微操”管理方式。

基层组织曾经帮助共产党在1949年赢得与国民党的内战，即“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但是，彼时中国是农业社会，在农村地区有效的基层结构和方式，对于今天城市化率已达66.16%的中国，是否还适用？这是执政党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在今天中国政治、经济都面临重大挑战的敏感时期，基层组织的低效和功能缺失、人民缺少精神上的团体关怀，即使算不上主要原因，也是人心不稳、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

作者是北京金融数据服务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