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香港政体与环境应有多一些包容

虽然香港的法治水准和公务员能力仍在世界领先，但没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为监督和保障，这种高水准还能持续多久难以乐观。

《联合早报》5月8日刊发戴庆成先生文章《香港泛民还会参加区选吗？》，介绍了香港今年将要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泛民主派的困境，以及对香港政治缺乏包容性的担忧。10月，区议会初选结束。包括最大泛民政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反对派，无一人获可参与决选的足够提名，本次区议会所有席位提前被建制派包揽。这更加清晰证明，香港如今已经基本丧失了政治多样性。

笔者对戴先生的观点颇为赞同，也对香港如今的政治环境感到忧心。因此，笔者在此简单回顾一下香港政治变迁史，及提出一些自认为还算中肯的建议。

自1841年始，香港逐渐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期间，虽对香港及港人有种种压迫与掠夺，但也颇有发展建设。除了经济上耀眼的成就、体制上的法治化、市民政治参与、代议制、新闻与言论自由等政治领域的建设，也在百多年间经历既充满波折、又在总体上不断的开拓和发展。从二战后部分实践、部分夭折的“杨慕琦计划”，到1990年代末任港督彭定康快速推进民主的争议政策，无论推动者目的如何，香港的民主政治毕竟得到了有限发展。

中英谈判、香港回归后，在中国宪法和香港特区《基本法》框架下，香港保留了港英时期大部分法治与民主体系，还在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得到改进和拓展。香港能够持久繁荣，并不只是因亲商政策，法治、自由、民主（哪怕是有限的），才是东方之珠光明耀眼的根本保障。而且，在法治与新闻自由领域的杰出成就，本身就是香港繁荣进步的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政治、公民参与、新闻与言论自由，是香港经济成就得以普惠公民的手段和保障。二战后的香港就已颇为繁荣，但腐败横行，上层巧取豪夺，人民忍辱受屈。196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动荡，除了政治因素，根本上是人民对港英官方罔顾民权民生的不满。后来的香港变得更加和平和睦，正是在于法治的完善和自由民主的生长，让港人有了更加和平、合理、顺畅的渠道表达和达成诉求。

后来的许多年，尤其香港回归后，自由民主虽然带来一些问题、产生一些副作用，但瑕不掩瑜，整体上仍值得肯定。这不仅是民主人士的看法，中国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建制派人士，也长期持这样的观点。何况有《基本法》及各种具体制度措施（如立法会选举的“功能组别”）为框架，香港的自由民主显然是可控的，就体制本身而言不会发生失控的可能。

一竹竿打翻全船人

2019年至2020年发生的反修例运动，及后来的目的扩大化和失控，以及其中各种暴力、鼓吹港独、种族歧视的言行，的确令人痛心和遗憾，笔者当时也曾经多次批判。但综合各方观点，就能发现这些冲突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不应不加全面思考地简单挞伐之。即便批判，也要将之与其他反对暴力、爱国爱港的泛民主派区分开来对待。

2020年年中至今，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等机构通过颁布《国安法》等一系列手段，不仅成功平息了动荡，打击了主张港独、实行暴力的相关人员，还顺便将泛民主派力量及影响力几乎完全清除。这颇出乎笔者个人和不少人的预料。

笔者对此同样痛心和遗憾。泛民主派中的确有少数主张港独，或也曾参与暴力等活动。但大多数泛民人士，几十年来坚持爱国民主立场，并为中国国家发展、香港人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许多贡献。当年的回归谈判、《基本法》起草、回归后特区政治改革、各项民生政策，都有泛民人士参与。在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保钓和谴责日军二战暴行等事件中，泛民主派都为国家做了突出的贡献。

这些泛民人士不是在狱中就是已离开香港，泛民政团和相关公民组织影响力几乎归零。这样的现状令人唏嘘。即便他们犯了一些错甚至罪，也不应过分待之，要考虑“度”、有节制，要在罚罪的同时考虑他们过往的功绩。

但就目前情况，中央政府和港府似乎并未手下留情，乃至要彻底抹除泛民的影响力。本次区议会选举制度大幅修改、直选议席大幅减少，就是例证。早已修改了选举制度并已进行过的2021年立法会选举，泛民仅能派出极少数参与初选、决选且全军覆没，则是残酷的前例。这都证明港府不再容忍泛民在政坛的存在，默许建制派一统天下。

这样的情形是令人忧虑的。正如戴庆成所说，由于缺乏不同声音，官方与民间的沟通能力和港府治理效能已令人有所怀疑。这其实是政治与舆论力量单一化的必然。缺乏异见，就容易一言堂；缺乏竞争就影响效率；没有逆耳忠言，一片繁华下就滋生各种丑恶。虽然香港的法治水准和公务员能力仍在世界领先，但没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为监督和保障，这种高水准还能持续多久难以乐观。

如今的中央和港府，已牢牢掌控香港局势，即使略有放松，也不会影响国家和政府对香港的控制。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中央和港府能对温和、折中、坚持爱国爱港基本立场的泛民人士释放善意、留出空间、给些包容，那善莫大焉。这样的泛民人士，完全可以成为监督政府和建制派的有益力量。

历史不断变化，没有任何人和势力可以万世不动摇。予人以善，即是予己方便，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在政治理念、法律、立场之上，还有良知、道德、人性。无论建制派还是泛民，无论港人还是大陆人，不同价值观和立场的中国人民，都应有做人的底线；政治人物更要懂得中庸之道、有仁恕之心。这样，家庭、人际、民间、政坛、天下才会逐渐和谐，城市和国家也能长治久安。当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在涉港问题上的态度，就颇令人敬佩。

希望香港各界及中央政府，回顾前人的宽容大度与高瞻远瞩，在拥有绝对政治优势的情况下，对那些并不怀有恶意、品性良善、热爱祖国和香港的泛民人士及其他民间力量，多一些包容和友善，为香港、大陆、中华民族的长久兴旺和持久和平，解冻如今过于压抑冰封的香港政治，做些有限但真诚且有力的改变。

作者是旅欧作家、国际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