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赋：从汉儒的经说看王莽代汉

王莽在具备儒学修养之余，也有高尚的道德，非常照顾家人“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更难得的是，王莽“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是一位完全符合儒家学问人品之典范人物，也应验了开代之主必须有“德”的条件。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斥“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说“二者同伪，二者同篡”。言下之意，王志在夺权、刘则意在乱学，两人狼狈为奸。

王莽以外戚异姓取代汉室，在传统伦常观念中，实为大逆不道，自然要深受贬损。尤其他虽“篡国”成功，惜新朝之政权无法持久。景帝后裔刘秀在群雄并起的竞逐中胜出之后，汉室复得“中兴”，遂从此注定王莽要以违悖政治伦理的野心家形象载入史册。

但20世纪以来的史家卓识，让我们了解到以窃国夺权来形容王莽代汉，可能仅流于皮相之言。这一史实还蕴有更为深刻的意涵，值得从多方面再加领会。一个可循的切入点，便是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儒生与两汉朝政的纠葛。

从刘汉到莽新之过渡，其实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转移。这一政权易手的过程，并没有遭遇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只有刘汉宗室发起的几股小规模反抗而已。新朝（公元9年至23年）虽短，但也存在了14年。可见这政权的和平转移是成功的。这是周衰以后，从战国至秦汉之际，数百年未有之事。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不必再靠残酷血腥的战争手段，而可改倚舆论造势的文饰方式来完成，可以是审视这一史事的另一视角。而汉代儒生，便是以其学与术来缔造这一历史变局的推手。

学术创新影响政治

用当代语言来说，即儒生在西汉末做了个“学术创新”，应时代之所需，将“五行相生”说作富有想象力的发挥，使它盖过了“五行相克”。

据《汉书·郊祀志》《汉纪·高祖皇帝纪》的记载，刘向、刘歆父子在“推五行之运”的理论上，有“以母传子、以子承母”之说。这一经说以“五行相生”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然后木再生火的循环顺序，排列（创造）出了一个古代帝皇的传承谱系。

这个系统，起自秉承木德的伏羲氏，由它生出火德的炎帝（神农氏），再继之生出土德的黄帝（轩辕氏）、金德的帝少昊、水德的帝颛顼、木德的帝喾、火德的帝尧、土德的帝舜、金德的伯禹（夏后氏）、水德的成汤（商）、木德的武王（周）。木生火，刘邦属火的汉朝，便是由木德的周朝所生，而来继承大统的。这样说来，汉乃是承周而来。但东周群雄实际上是由秦所灭，所以在周和汉之间本当有一秦朝的，但为何这一帝皇谱系却不将之入列？对此，它是有个解释的，说过去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因为在木德的伏羲和火德的神农之间，本当也有一“共工氏”的。但这一谱系认为，“共工氏因之为水德，居水火之间，霸而不王”，所以不将之入列。它遂依同样思路，说灭周的秦“犹共工氏焉，非其序也”。所以跳过秦朝，直接把汉朝列为是由木德的周所生出来的新朝代。这也就意味着，刘汉也因此被定作是承火德之运而生的一代。

但我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则看到，嬴政平定天下之后“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遂以秦为）水德之始”。所以《史记·封禅书》说西汉立国之初，公孙臣基于“秦得水德”而主张“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而据《汉纪·高祖皇帝纪》，以汉为土德的尚有贾谊和公孙弘。那么，汉朝为什么会由土德变成了火德呢？其奥妙便在于秦为水、汉为土是本“五行相克”的思维而来，此即出自邹衍所创的“五德终始说”。它以黄帝为土德、夏禹为木德、商汤为金德、武王的周为火德。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可知他的学说在战国时期为天下显学。后来有齐国的人把它引到秦廷，始皇深受吸引“故采用之”，所以自以为秦乃是以水德灭掉了火德的周，来取而代之的。

为什么这样的学说在当时会大行其道？关键即在它以“从所不胜”为要旨。土为木所克，木又为金所克；金不胜火，故为其所克；火不胜水，故又为其所克。此中所强调的，是后续者须以战胜剋服压制的手段，来承运继统。东周末世、列国争胜，在尚勇竞力的时代氛围底下，强权即是公理，实力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五行相克”合乎逻辑地解释了灭人城邦、夺人家国者何以成功；进而对以强暴手段取得的政权，施予合理化合法化的粉饰。此即这一学说为什么会在乱世中，为强而有力的得胜者所垂青之故。

以和平方式改变政权

但西汉立国200年以后，承平日久，国富民裕、文教兴盛。如果不得不再有政权转移之事，此时的物资基础和文化积淀，已容许它开创出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历史变局的学理，避免社会根基再受到暴力的破坏。这便是催生“五行相生”的时代大势，将“从所不胜”的旧说搁置一旁，改而捧出“以母传子、以子承母”。

当然，这样的说法要取信于人，首先还须要有现实的基础。汉朝虽曾有过文景之治、汉武盛世，但汉室来到末季，成帝哀帝都没有子嗣，平帝又早逝。在人们的意识当中，汉朝气数已尽的败相毕露。兼之当时灾异浸甚，西汉皇权已摇摇欲坠。即便如此，是否有征兆预示取而代之者已然出现？

据《汉书·王莽传》，王莽除了有外戚的尊贵血统，还有异于其“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的族人弟兄之处。他“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尤其突出的是，他“受礼经，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王莽在具备儒学修养之余，也有高尚的道德，非常照顾家人“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且在世父大将军王凤生病时，尽心照料“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更为难得的是，王莽“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权位越高为人越谦卑。真是一位完全符合儒家学问人品之典范人物，也应验了开代之主必须有“德”的条件。

所以，汉儒推进非暴力的改朝换代工程的天意与民意已然大备，“以母传子、以子承母”的理论已有传播的沃土。刘向刘歆父子“五行相生”的帝皇传承谱系，最为微妙之处便是把刘汉排成与帝尧同为火德，塑造出“汉家尧后”的话语。此中大义昭然若揭——刘汉是曾以禅让的和平方式，移交过政权的火德帝尧的后裔。

人们因此在权倾一时的王莽秉政期间，“见”到祥瑞符命层出不穷，在在显示“火德销尽，土德当代”。他虽一再“谦让”，但其“受禅”实在是无可避免，因为这乃是在“五行相生”底下不得不完成的历史环节。

学界曾以“新五德终始说”来称呼刘向刘歆父子的这一经说。不过，因为刘氏父子的政治立场颇有不同，有的学者因此认为此说是刘歆而非刘向所创撰（如顾颉刚、王葆玄），但也有学者主张此说是刘向的发明（如杨权）。

我们也许不必拘泥于一定要把从“相克”到“相生”的创造性转化之发明权，归给刘向或刘歆的其中一人。如果从汉代的学术环境来看，它也有可能是源自汉儒之集思广益，或从学术论辩中激生而来的集体创造，但后来却挂在一人一家名下之创说。

朝廷推崇学术辩论

“五行相生”的概念，至少早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中已可见之。但将它运用到如此出神入化，确实是待西汉末始见。汉儒最重家说、最严守师法。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汉代朝廷也非常推崇学术论辩，两汉皆然。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即是其中尤为知名者。那是由朝廷所召开，让群儒以论辩来裁断学理争议的顶峰学术论坛。

在这种不设禁区的论辩场域，全国最为顶尖的知识精英进行思想交锋，碰撞之激烈可以想见。在争胜场中不论是联盟协力抑或针锋相对，都得以并发出灿烂的思想火花，使极富创见的新说层出不穷。此汉代经学的活力、两汉儒生创造力之源头活水，亦即得以孵化出从“相克”到“相生”的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和学术大环境。

正因如此，儒生之介入朝政亦深。但汉儒并非不识王莽有不臣之心，而是儒家尊贤重德（by ability）高于恪守血统（by blood）。在名教与学问人品之间须权衡利害时，宁舍亲而取贤，大儒之变通可以如此。是以经学与儒术，在怀有远见的政治家及别有居心的野心家眼中，都是很能发挥大用，足以助其完成大业的工具。“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弘道”的感召下，孔门弟子往往亦殷殷于为王者所用，自以为能借政统扬道统。只不过这王者究竟是政治家还是野心家，儒生经常也把握不住。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