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美国何以强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尔丁的解释
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一家而言，2023年无疑是幸运的年份。前不久，美国经济学会（AEA）宣布今年新当选主席是劳伦斯·F·卡茨（Lawrence F. Katz）。他正是戈尔丁的丈夫。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9日宣布，把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戈尔丁，以表彰她对促进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理解的研究。她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1990年，戈尔丁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授的女性。如今，她成为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独享此奖的女性。
对于获奖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委会说，戈尔丁首次全面梳理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揭示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性别差距的主要根源。
过去一个世纪，在很多高收入国家，从事有偿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了两倍。这是现代劳动力市场最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之一，但显著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1980年代，戈尔丁首次采用综合方法解释这些差异的原因。评委会指出，戈尔丁分析和解释模型的核心，是女性的选择经常受到婚姻和家庭责任的限制。
评委会说：“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让我们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历史和现代角色有了新的、时常令人讶异的理解。她的见解远远超出美国的国界，在许多其他国家也观察到类似的模式。她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
作为一名经济历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戈尔丁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中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她的大部分研究都注重结合大量的经济史数据，通过过去的视角来解释现在，并探讨当前所关注问题的起源。她另一本非常出名的著作是《教育和技术的竞赛》，合著者正是夫婿卡茨。
这对学术伉俪在书中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即美国何以强大？他们的回答是，美国的教育系统是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看来，美国教育系统一直要比多数欧洲国家更大众化，它在19世纪普及小学教育的举措成效显著，到1900年以后更是开始推广中学教育。因而他们得出一个结论，20世纪固然是美国的世纪，但更是人力资本的世纪。该项研究无疑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戈尔丁和卡茨二人提出一体化框架，用以解读人力资本的需求和供给，如何影响20世纪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配，并描绘了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的主要趋势。
在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后，卡茨第一时间发表讲话。他强调：“经济学为深化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以及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严谨的工具。然而，当我们创造一个充满尊重和智力刺激的环境，吸引、珍视并留住多样化的人才时，我们的领域才会变得更加有效。”他的讲话无疑正是基于他们夫妇二人的上述研究成果而展开的。
对于戈尔丁伉俪的研究结论，个人也深表认同。在我与他人合著的《工业4.0》一书里，在我负责的《工业2.0：电气化与美利坚逆袭》一章里，也将教育作为美国逆袭成功，由落后的农业殖民地，蜕变为富强工业国的关键因素——独立之初，本来百废待兴，但美国政府却明确提出“教育决定一切”，以此激励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邦联政府在1781年至1789年间，制定条例，规划学区，拨给土地作为办学基金，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的同时，鼓励私人和教会办学。
南北战争爆发前，美国已开始着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首先，增加教育投资，实行公立与私立办学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加快教育发展。其次，加强基础教育，推行小学义务教育制，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为国家工业产业化培养得心应手的劳动技术大军。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国会在1862年通过《莫里尔法案》（Morrill Land-Grant Act）。这于美国高等教育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法案规定，按各州在国会中参议院和众议院人数的多少，分配给各州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各州则将这类土地的出售或投资所得，在五年内至少建立一所“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业有关的知识”的学院，这类学校又被称为赠地大学。根据法案第40条，这些大学的宗旨在于教授农学、军事战术和机械工艺，不排斥古典教育。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得劳工阶级子弟能获得实用的大学教育。
爱荷华州是第一个批准莫里尔法的州，使爱荷华州立大学成为第一所指定的赠地大学。第一个新成立的赠地大学是堪萨斯州立大学，成立于1863年2月16日。最古老的赠地大学是成立于1766年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成立于1855年的密歇根州立大学被称为赠地大学先驱，是其后赠地大学效仿的对象。
莫里尔法奠定现今美国高等教育基础，知名公私立大学如宾州州立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渡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阿拉巴马大学等都受惠于此制度而成立。赠地大学的发展为美国职业技术，尤其是农工业职业技术的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它对美国甚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得益于上述措施，到1900年，全美已有4万5000名工程师，当年在校大学生也达到23万余人，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有31.4个大学生，而德国每万人口中为8.3个，法国为7.6个，英国则只有6个，均大大落后于美国。这对于很多后发国家，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