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清楚了工资男女有别这件事

来源：《新京报》

作者： 郑筱婷

终于有第三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2023年10月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哈佛大学克劳迪娅·戈尔丁教授，以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戈尔丁也是第一位独享该奖的女性经济学者。但比起这些，戈尔丁的研究课题似乎更“吸引眼球”——女性为何总是会比男性挣钱少？

也可以说，戈尔丁获诺奖，不仅仅是因其关于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更是因其利用两百多年的史料，以历史的视角，寻找驱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以及性别工资差距变化的关键因素，进而“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戈尔丁获奖的开创性贡献之一，就是她199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的经济史》。戈尔丁也自称是经济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因此，这一次获奖也可以认为是经济史领域的学者获诺奖。

性别歧视仍然在继续拉大工资差距

历史上，女性遭遇的偏见都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中国的史书和族谱，鲜有女性能留全名，20世纪之前美国的人口普查也只登记男性职业情况，女性则通常被默认为“妻子”——尽管很多“妻子”都从事着家务以外的某种职业，比如农业、手工业或经营家庭生意等。

由于历史资料中缺少对于女性工作的记载，因此研究人员对于女性工作的研究都是用20世纪以后的数据。以至于，人们发现经济增长和女性的劳动参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却因为缺少工业革命以前以及工业革命后数十年的数据，始终无法确定这种关系是普遍存在的还是20世纪独有的。

作为经济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戈尔丁则通过研究各种调查数据、工业统计和人口普查等史料，修正了历史数据。而且，她用修正后的历史数据，展现了过去200多年美国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整体图景——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

通过追溯到18世纪末的数据，戈尔丁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新史实：在19世纪工业化兴起之前，女性更可能加入劳动力大军。其中一个原因是，工业化使得许多已婚妇女更难在家工作，进而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而放弃工作。

戈尔丁用史料证明，尽管大量未婚女性受雇于制造业，但因为已婚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工业革命后女性的劳动力总数却下降了。因此，工业化、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甚至是正好相反。

直到20世纪以来服务业兴起后，才真正从需求方面为女性更多参与市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条件。教育的扩张、社会习俗、法律和女性对职业的期待的转变，以及方便安全的节育措施的出现，则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使得女性有能力、有意愿、有时间精力进入劳动力市场。

为此，在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女性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戈尔丁发现，工业革命期间和美国后工业化时期，女性擅长的岗位增加，性别工资差距明显缩小；“一战”后，从1930年到1980年间，性别工资差距也基本保持不变。而随着服务业的发展，虽然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了，性别工资差距中归为性别歧视的差异却从20%增加到了55%。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性别工资差距都可归纳为性别歧视的结果。因为，有酬劳动的性别收入差距，很大一部分可以用生产率、年龄、工作时长、教育获得水平和从事的职业等可观察到的因素来解释。

亟须平衡女性因生育造成的收入差

无论如何，女性总是会比男性挣得少，似乎是一个难以改变的普遍事实。那么，到底是什么推动了性别歧视造成的工资差距扩大呢？戈尔丁认为是生儿育女所造成的。

戈尔丁和她的诸多合作者，也包括她有着劳动经济学家身份的先生，共同研究后发现，女性未生育之前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很小，但生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

这通常被称为是“母职惩罚”。而且，这样的“母职惩罚”，并不会随着女性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或者出台同工同酬或男女平等就业等法律法规就消失。

戈尔丁指出，由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责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后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都变得困难。

这一研究结果也提醒，要推进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需要全社会努力，各方实实在在地拿出行动，合理分担生儿育女的家庭责任。

要知道，生儿育女也不是女性个人的事情，其直接关系到家庭传宗接代、族群人丁兴旺、国家繁荣昌盛和人类的繁衍。因女性生育受益是多方面的，生和育的成本却主要甚至完全由女性来承担，自然难言合理。

这就需要通过生育成本分担措施和生育后女性财产权利保障制度，来平衡女性因生儿育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否则，仅通过给女性更多假期以期鼓励生育的政策，只会加剧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女性就业机会更少，进一步拉大这种收入差。

事实上，即便是在以戈尔丁所代表的女性经济学术圈，这样的情形也不鲜见。

比如，在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和院系中，经济学专业女生并不少，博士阶段女性和男性比例持平，女性教学或研究人员的比例也不低。在生育前，女性的研究成果也和男性基本相当，但在生育后，很多女性就从科研圈里消失了。

依此而言，戈尔丁的性别工资差距研究对生育不振、劳动力日渐短缺的当前世界，是颇具现实意义的。而其丰硕扎实的研究成果及此次获得的诺奖肯定，也极大鼓舞了广大女性经济学者。

尤其是，生于1946年的戈尔丁，今年已经是77岁高龄，却依然活跃在经济学研究的第一线，每年持续发表若干个前沿研究成果，这也激励着每一个有志于此的学者，勇于扎根现实、不断探索攀登科学高峰，造福人类社会。

（作者是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