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裕林：纪念李光耀的两个层次

今年是李光耀百岁冥诞。举国上下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展开缅怀致敬活动。半年多来，从政府到民间的真情表露，再次印证尽管他老人家已离去八年，留给国人的印记依然那么动人鲜明！

为什么要缅怀李光耀？因为没有李光耀及其团队，就没有今日的新加坡，这已是国人的共识。不过，深层检视今年的缅怀活动，明眼人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值得关注的表现（现象）。

课题显然环绕着政府和民间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才是最完整、最具意义的表达方式。确实，人民行动党政府早已表态，阐明这一节日的重大意义，并且乐于看见民间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事态的发展确实显现国人表达了值得肯定与赞扬的一面。

不过，严格追究就不难发现，这其中存在着根本性的视角与定性差异。说白了，问题不是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而是该以怎样的视角和定性看待李光耀政治遗产。

这里至少牵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李光耀的政治遗产（定性）；二是如何宣导与传承李光耀的政治遗产。

首先须要厘清，该以怎样的政治属性确立李光耀的政治遗产？

为了说明立论缘由，这里不妨引述李光耀的遗言：“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第162页）。“我读了很多理论。我对理论相当有兴趣，因为我自己喜欢建立理论。不过我喜欢看到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印证。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主张现实社会中人人平等的理论。”（《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第187页）

以此检视李光耀的政治遗产，对于思想理论的构建，他由始至终都没有固守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理论；事实反而凸显他由始至终都在寻找与开启自己的理论建设。

这就意味着，李光耀由始至终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的理论。换句话说，他的政治遗产也就具有特定意义上的理论，而不仅仅是一种说法或看法，或者只有体制建设，没有思想。因为政治理论是由严谨的思维逻辑与理论框架构建起来的。也因此，问题的区别应该是，不是有没有李光耀思想理论的存在，而是李光耀思想理论该有怎样的内涵与外延，精神要义是什么。

至此，问题的探究并没有终结。承认存在李光耀思想理论是一回事，李光耀思想理论是否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又是另一回事。因此，检视李光耀思想理论在后李光耀时代的现实意义，也就应当成为当下国人关注的焦点。

毋庸讳言，从政府、学界到民间，对于有没有李光耀思想理论、应该不应该以李光耀思想理论的专有名词阐述，不无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学术探究的进行。

显而易见，定性不同，宣导与传承的方式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因为，严谨的思想理论具有一套可资参照的哲学、价值、知识体系和设定政策的坐标与核心思想（实用主义）等。着眼成功治国的政策依据与借鉴，虽有可取之处，却未能提供完整的系统性视角与决策依据。

这就意味着，通过思想理论的构建与传承，对比不同领域政策依据的宣导与传承，不仅存在着性质差异，更必然造成效应的迥异。

其次，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纪念和宣导李光耀的政治遗产。

显而易见，不论通过怎样的方式纪念李光耀以表达敬意，都应获得肯定与赞扬。区别就在于，这种纪念与宣导，到底是聚焦他的功绩和感恩，还是更加关注他为新加坡留下的政治遗产——作为新加坡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前者意在通过对李光耀的致敬与感恩，同心同德沿着前人开辟的成功道路前进；后者不仅感恩李光耀的贡献，更是紧贴他遗留下来的思想理论作为前进指引。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不同点。

作者是独立时政评论员，著有《李光耀思想解读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