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张森林:现代版狮城稗史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3-08-22 07:45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容世诚教授在为退休报人王振春的新书《根的系列15:昨日海南街》撰写序文时,透露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根的系列》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文图书馆收藏的少数新马研究著作之一;二、《根的系列》第一和第二集,是容世诚在普大攻读博士学位时,有助于开拓其研究视野的三种文献之一,另两本是台湾学者麦留芳教授的《方言群认同》,以及日本学者尾上兼英教授等的《关于东南亚华人传统戏剧·曲艺综合调查研究》;三、容世诚不久前与国大中文系同僚开授的《新加坡华人的日常生活》通识课,“新加坡街道”是八大讲述核心之一,之所以会以街道作为讲述核心,就是源自多年前其对《根的系列》的阅读经验。

在容世诚这篇题为《“根的系列”和“新加坡研究”》的序文中,《根的系列》一下子就上升至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史的参考文献层面。

《根的系列》是王振春以独特视角书写的成果,他以图引文,书写本土市井稗史,以轻松笔触陈述狮城掌故,不只备受容世诚推崇,2018年,当我在协助新加坡书籍理事会编选《情系狮城:五十年新华诗文选》时,理事会主席张齐娥嘱咐我务必收录其中唯一作者,就是王振春的散文;《根的系列》之深入民心、广受重视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以街述史,以史塑根

《昨日海南街》内的诸篇章具有至少三个特色:一、延续王振春过往《根的系列》的叙事风格,以街述史,以史塑根。就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寻根需趁有根时。《根的系列》都是在‘有根时’写的。有根时寻根,古早味在,年长者也在,一条街或一个行业的历史,都在他们的口里,随问随讲,肯定有收获。顺手带着相机,拍拍老街旧景,用照片留住历史。”

在王振春笔下,纵横交错的街道仿佛一幅精致的刺绣图。昔日老街或会随着城市化的步伐而改观或消失,但街道上的人与事,却能通过文字记录,留下一个轮廓。抓住这些历史,就是形塑自身的根——紧紧维系着文化脉搏和社会万象的根。

“稗史”就是野史,多是民间的街谈巷说及遗闻佚事。野史并非都是虚构的,如《汉书·艺文志》引述三国时期如淳的话:“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帝王若想了解民间风俗民情,就设置“稗官”之职,让稗官给他讲讲街谈巷议、闲言碎语之类的事情。小说家出于稗官,后人因而把野史小说与稗官等同起来。

其次,《昨日海南街》是结合忆述和田野访问的形式书写而成。作者退休前在《新明日报》供职30余年,采访经验老到,再加上昔日海南街的健在老者大多数讲海南话,作者本身是海南人,以家乡话访问乡亲,事半功倍且倍感亲切。此外,作者随时拍照,从老街的照片中去唤起更多记忆,以图佐证,通过文图学的互文参照,让狮城掌故的阅读体会更为深刻。

例如,《海南街的火炭店》一文,呈现了刘裕成火炭店的旧店照片。老街景、老照片,伴随着照片中的一棵苍劲老树,时代的沧桑感倍增。

第三、因为有了新闻报道的底蕴,《昨日海南街》在建构与恢复新加坡华人民间文化的原貌之际,在某些书写片段中,也验证了主流历史论述的事件的真实性,并使之更为立体呈现。

例如,《市议会选举》和《草根议员何佩珠》二文,一下子就把读者拉回到1950年代的新加坡政治氛围中,文中一些忆述内容,除了验证主流陈述之外,也可作为主流陈述的旁证。

新加坡历史的建构方式

最近,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梳理与建构声浪不绝于耳,我也在思索“何谓新加坡历史与文化的建构”问题。到底新加坡历史应以何种方式建构比较可靠?经过简单整理,我归纳出下列数种途径,并以此抛砖引玉:

第一、通过学术研究或民间研究撰写而成的历史文化著述,例如陈蒙鹤的硕士论文《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胡兴荣译)、许振义的博士论文《布衣南渡——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林科宏的硕士论文《神人关系:新加坡朱、邢、李三府大人信仰研究》等。在这类书写中,贯穿全书的作者史观至为重要。

民间研究成果如李国梁的《大眼鸡·越洋人》、黄子明的《优影振天声:牛车水百年文化历程》等。这些文化历史著述的研究与出版,通常都是在有关官方资助下进行的。当然,也有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著述,例如黄孟文、徐迺翔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结合中国和新加坡的10位学者作家之力写成;柯木林主编的《新加坡华人通史》,结合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37位历史研究学者之力写成。

第二、通过政治评论与时事评论相结合的形式呈现的历史脉络,例如亚历克斯·乔西(Alex Josey)的《李光耀——新加坡的斗争》(吴俊刚译)、陈加昌的《我所知道的李光耀》等。这类著述在论述框架上比较接近于结构严谨的学术著述。

第三、通过回忆录或类回忆录的形式承载的历史文化片段,例如《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陈新才、张清江、梁文宁译)、《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梁文宁、林琬绯、陈慧霞、李慧玲译)、《田流回忆录》(五辑)、原甸的《爱也文学恨也文学》等。时间脉络分明是这类著述的一大特色。

第四、通过人物采访或史料整理的形式呈现的历史文化轨迹,例如区如柏《先贤的脚印》《百年老字号》《不服老的九十四岁报人》、李成利的《南安精神与南安人》《梁后宙与林厝港》等。

第五、通过散文笔触呈现的历史文化轨迹,例如胡建弟的散文集《久别了的郡望》《船过水留痕》、谭成发与胡建弟合著的散文集《星洲拾遗》等。这类著述基本上继承了1950年代鲁白野的文化散文集《狮城散记》《马来散记》与《马来散记·续集》的“散记”书写风格。

上述五种历史文化的书写形式,只是作为粗略的区分之用,它们之间,有者在体例上互相交融,有者可互为参照,互为佐证、旁证和验证。事实上,以《昨日海南街》为例,王振春的书写体例是融合第三、第四与第五种形式,在体例上可说是独树一帜。

王振春虽不写野史小说,但若活在古代,他可能就是活脱脱一位专写野史的稗官。

作者是本地业余写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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