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可强：如何解读“软对抗”

来源：明报

作者：冯可强

在2021年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上，时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香港特区国安委国安顾问骆惠宁指出：特区要切实承担起在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凡破坏国家安全的，属“硬对抗”，就依法打击；属“软对抗”，就依法规管。到了今年4月15日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表示：“现在香港社会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乱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础尚需巩固。大家需要时刻警惕街头暴力卷土重来，警惕“软对抗”暗中作乱，警惕海外乱港活动倒灌香港。”

其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保安局长邓炳强都在不同公开场合及传媒访问中，具体提到“不同的‘软对抗’行为，透过不同网络、媒体、文化艺术等渠道继续发生和散播，挑拨矛盾，甚至煽动香港人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仇恨”、“破坏力量的‘软对抗’经常在犯法红线下做”、“‘软对抗’等煽动行为、网络言论和刊物等容易激化社会大众”。邓炳强又强调，会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包括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以及特区政府以立法方式清晰订定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

“软对抗”的三方面含义

综合上述官员讲法，“软对抗”的含义包括以下方面：

（1）是潜伏的力量、涌动的暗流，目的在挑拨矛盾，甚至煽动港人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仇恨；

（2）透过不同网络、媒体、文化艺术等渠道发生和散播；

（3）经常在犯法红线下做，所以要依法规管、开展“网上巡逻”，以及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等等。

“硬对抗”的意思对市民来说都容易理解，指的是鼓吹“港独”、宣扬推翻中国政府或特区政府，挑战国家安全，并以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言论和行为。对此依法打击，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但“软对抗”所指的就相当笼统，因为其上述含义的3个方面的用语都比较含糊，可涵盖很大范围，可延伸至无远弗届的领域，并令人觉得可用来针对众多人士。

以上述第一方面的含义来说，“煽动港人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仇恨”的言行，比较容易看得出，更有明确的相关法律定义和法例规范，其实可归类为“硬对抗”的违法行为，或可直接说是“网上的煽动仇恨言论”，而不应把“软对抗”等同为煽动行为。

但所谓“潜伏、暗流、挑拨”等用语，对市民来说定义笼统，所指的对象、言论和行为可任人解释。如果官员经常公开呼吁市民警惕及举报“软对抗”，可演变为风声鹤唳、草木皆“贼”、内耗斗争、比并“我最爱国，你是软对抗”，以及破坏社会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

保障国安 不需经常高调讲

当然，对执法部门而言，它们可能怀疑某些涉及违法的具体言论和行为的背后，有“潜伏的力量、涌动的暗流”，那更应不动声色地去调查，有足够证据才采取行动。保障国家安全，主要是依靠执法部门去切实做，有需要的时候可做宣传，而不需要经常高调地讲。

“软对抗”是“透过不同网络、媒体、文化艺术等渠道发生和散播”，这是其第二方面的含义，明显地是指向意识形态领域。当然，敌对势力会用这些渠道去从事它们的勾当，例如传播假消息、制造恐慌等，或如特区官员以“羊村绘本”一案为例作说明；但这些例子正好指明是具体的犯法行为，而不是泛指“软对抗”普遍存在于网络、媒体、文化艺术的范畴中。既然如此，官员就不应经常公开强调要警惕“软对抗”，而令很多人觉得不敢说话，不敢对特区政府的某些政策提出不同或反对意见，以避免被批斗为“软对抗”。

事实上近月来，图书馆下架的书籍、器官捐赠登记、一群中大校友有关校董会改组的联署声明，以至关注劏房政策等等，都可被指摘为企图煽动社会矛盾、阻挠特区政府施政的事件，而反映出弥漫社会的动辄得咎、危机四伏、杯弓蛇影、疑神疑鬼的气氛。任何在学术、历史、文化、政府政策等方面有不同于官方观点的意见，只要不违反法例，都应该尽量采取理性讨论、事实验证、教育宣传等有效方法去处理。

勿无限延伸“软对抗”内容

“软对抗经常在犯法红线下做”，因此要依法规管，并制订新法例及包含在基本法第23条立法之内，是其第三方面的含义。依法及立法规管是正确的方向，因为香港是法治社会。但既然是“在犯法红线下做”，即未犯法，或者是法例跟不上事情发展，那就要参考其他城市或国家的经验去采取应对措施，以及尽快修改法例或制订新法。惟同时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软对抗”的内容无限延伸，以致去立法破坏基本法所规定香港居民拥有的言论自由等权利。

平心而论，官员有些时候公开发言，都可能会使用一些含义较为广泛的语句。上述骆惠宁和夏宝龙的讲话，都是在每年一度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上发表，表示希望特区政府不要麻痹大意，还要警惕用不同形式破坏一国两制的违法行为，这其实是在恰当的场合和时候说恰当的说话。

但这些带警惕性的严厉用语，中央及其驻港官员都不是经常挂在口边。反之，例如今年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其新春贺辞（1月15日）和立法会午餐会（7月14日）讲话，讲的都是积极奋发的说话：“包容共济、求同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慧，激发一切可以激发的活力，不断发展壮大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奋力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他更进而呼吁立法议员“通过质询、辩论等各种形式对特区政府施政进行有效监督……使市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特区官员应多讲这类正面说话及采取相应政策，平衡处理国家安全、经济民生和民心安稳的关系，避免令人觉得香港很不安全，或是以国家安全为“政治挂帅”的“政治城市”。这样才能令市民和外来投资者安心，才能带引香港尽快恢复常态，才能令香港在新阶段中继续发挥国际城市的作用。

冀官员慎用无明确定义的严厉用语

市民希望得到的，除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之外，也需要实实在在的“舒畅感”——即令守法的广大市民心情舒畅，不会时刻担心其不同意见的言行被“特别爱国”人士视为“软对抗”而口诛笔伐。法治社会、多元开放、言论自由等，都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独特优势。如果广大市民与外来经商和投资者时刻恐惧堕入“软对抗”的网中，香港如何能够做到由治及兴呢？又如何实现郑雁雄所说的，“中央政府始终支持香港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国际大都市”？

故此，希望特区官员少用及慎用“软对抗”等没有明确定义，而令市民有普遍担忧的严厉用语。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