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后疫情下中国人的美国观

暌违三年，笔者终于回到中国探亲访友。三年抗疫恍如大梦一场，如今的中国大地，似乎再度歌舞升平，不再有健康码、行程码，不再有强制的口罩令，也不再为退烧药焦虑，只是偶尔看到废弃的核酸检测亭。旅游在逐渐复苏。都市的夜晚，年轻人在街边排着长队品尝某种网红小吃，受欢迎的餐馆门口等满慕名而来的顾客，一如过去的每一个夏天傍晚。

在过去三年中，美国始终是中国人心中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从病毒的起源，到疫苗的效用，再到“特效药”在中国黑市的价格，在在都是中国人关心的事项。笔者和不同阶层和认知的亲友相聚，也能感觉到美国在中国人心中的复杂面向，而这种心绪，又和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某种有系统的宣传在不断地碰撞，引发更多思考，或者困惑。

美国人拥有护照和国际旅行、交流经验的人其实并不多，美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也受到“美国中心”视角的极大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美国在全球至今仍享有某种特殊地位，不同的文化其实在随着移民潮向美国汇聚，不同的信息和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在以英文自由地传播，这是美国人认识世界的优势，而美国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精英对世界的认知，自然也非底层“红脖子”可比。

中国的情形显然更为复杂。笔者在不同场合和不同社会层面的亲友相会、交谈，感到中国人对美国的负面印象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一、美国枪击案频发，生活没有安全感；二、美国种族歧视严重，亚裔备受欺凌；三、美国黑人“零元购”（这是个非常可爱的中文新词）猖獗。应该说，在疫情期间，可能还有“美国抗疫全面失败”，宛如人间地狱这一印象，但在今年夏天，关于美国抗疫失败的话语，至少在笔者经验里，已经无人再提了。

非但如此，笔者亲友中以“志愿者”身份当过“大白”的晚辈，毫不讳言小区在封禁时的多起自杀和借机性侵的案例，以及转运大巴深夜坠落的悲剧。

对前面三项或许对中国人具有典型性的美国现象，笔者试图解释说，本人一直是美国枪支使用缺少制约的反对者，但也必须说明，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之外，一般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是安宁祥和的，绝大多数人的持枪处于隐私和隐秘状态。在普通中小城市的社区，出门时锁不锁门真的没有很大区别，对儿童安全的保护措施，例如手机的Amber警示系统，则应该是远超过中国的。

种族歧视是美国社会的痼疾，但在这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中，当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6月裁决名校招生考虑种族因素的平权法案为违宪时，很多华人还弹冠相庆。即使在中国，城乡之间，大都市和小地方，以及性别和年龄方面的歧视，可说无处不在。招聘广告公然列出年龄上限，例如要博士毕业又不能超过35岁，就是一例，而这在美国不仅违法，也因为违背学术和教育规律，会令人瞠目结舌。

美国的黑白矛盾由来已久，但暴力洗劫商场迄今只发生在为数极少的几个超大城市，中国的媒体受众如果天天津津乐道，把新闻当日常，以为美国的商场天天被劫掠一空，自然也是偏颇的。

笔者真正关注的现象，是大多数中国人由于信息来源单一，而且绝大多数只生活在简体中文世界里，对世界会逐渐产生一种扭曲和不真实的看法。例如，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信用卡在西方社会多年的广泛使用，在积累个人信用方面的功用，和现金返还的好处，以及至少作为一个重要选项存在的意义，误以为万事皆“扫码”就是世界唯一标准。有的友人会很自然地发出“美国人不用微信吗？”这样的问题，全然不知美国人也有使用微信的，但更多人在很多款全球更通行的社交软件中自由选择，而其中没有一种技术手段真正是中国原创的。

早在疫情之前，笔者就被老家亲戚“美国有没有高速公路”这样的问题惊得无语凝噎。农村的亲戚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宽阔笔直的高速公路上，令人感叹中国几十年间的巨大进步，但由此而来的无知和虚骄，却并不让人欣赏。

问题正在于，一边是急速发展和变化，其中也包括政府在环保和民生方面实实在在的投入，另一边是信息和知识不足。这种不对称会使得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日趋自满和自大，有的人甚至产生美国的生存极度依赖中国的幻觉。事实是，中国已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进口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量已经仅占美国进口总量的13.4%，而来自中国的日用消费品即使被加征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反过来，美国以极少的农业人口和高效的农业生产，向中国出口极重要的民生农产品，而美国的晶片禁令能“卡”中国的“脖子”，如果一定要计较相互依赖的程度，恐怕真是不好说。

好在也有头脑清醒的人。笔者也遇到不同年龄段，包括年逾80的老人，坦率承认中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超越美国，也不必刻意和美国较劲。由于美国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技术优势，以及对世界各地人才的虹吸效应，仍然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世界，这点很多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是明白的。因为工作原因到过南美和非洲的友人，还讲述了几年内见证了孔子学院在南美某国的衰败。

笔者更想指出，美国的教育制度强调和鼓励创新，重视对信息的自由获取、流通，保障学术探讨自由，使得美国人一代代以独特和与众不同为荣，以创新为傲，也从制度和文化的根本上，使美国在某种程度上领先。在笔者所在的大学，每年评估教授时，都要询问是否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有“创新”。这和笔者所听到的，中国基础教育对少年儿童个性的压制，对整齐划一的追求，以校园安全压制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的做法，对教学和科研从业者的严格规训，在高校以国家掌控的项目和经费指挥学术，以及行政管理者对刊物级别和发表数量的畸形追求，都迥然不同。在苦于“内卷”的父母那里，即使再自大，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所受的教育是不理想的。

笔者认为，美国和任何社会都可以被理性地批评和审视，但这一切不能替代和阻隔中国从百多年前开始的“睁眼看世界”这个艰难也是理性复苏的过程。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来说，承认和研究他人的优点或特质很不容易，但在宰制舆论的媒体引导下，退回盲目虚骄却不难，特别是在一些高科技手段迅猛发展，基础设施日新月异的当下。中国人自豪的“手机完成各种支付，方便太多（一位朋友的原话）”其实也在造成外国访客，甚至华裔探亲旅游者的严重不便，这可能也是被“中国中心”视觉忽略的。

中国与美国乃至外部世界的和谐共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对真实的外部世界的理性认知，以及在技术上的包容和接纳，而非制造对内方便，对外排拒的人为隔阂。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