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我所记得的江泽民

从我们的社会来看，这样的尺度还有点“没大没小”，在北京却可以如此发生，那恐怕不是因为香港记者崇尚新闻自由，而是与江泽民的开放与包容，愿意与香港记者这样互动有关。

我跟从北京回来的同事吃饭时，从作为一个老记者的记忆中摘出一些片段，与她聊着上周逝世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同事说，那些时代集体记忆，她都没有。

有的，若干年后她跟再年轻一些的同事聊起她工作以来的新闻事件和人物，她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和时代的关系。到时候，她或许也会体会，“时代集体记忆”之外，选择记忆的方式和内容，其实还是跟个人的经验有关。

最近《联合早报》报道江泽民逝世的消息时，用了1994年江泽民访问新加坡的照片。1994年我还是个初入行的体育记者，对时政信息的敏感度不高。1995年，“江泽民”的名字在我的工作中更频密出现。1月底他谈中国“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八项主张，也就是香港媒体同行所称的“江八点”。这包括欢迎台湾领导人访问大陆，而中国方面也愿意接受邀请，前往台湾。年中，台湾的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两岸关系紧张，解放军进行军演，导弹在台湾海峡上空飞。那时，我调任政治新闻记者半年多，前往文莱诗里巴加湾采访亚细安外长会议，就在台海危机的背景下，等着中国外长钱其琛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进行会谈。

“江泽民”的名字从在我认知的背景中，逐渐与我的工作有更多直接的关系。1996年，我处理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布罗考访问的全文记录。李光耀透露他早前给江泽民的建议：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三方联组经营航班和船务的公司，新加坡愿意为两岸的鸿沟搭建桥梁。结果，李光耀引述江泽民说，台湾、香港及澳门的事务，是“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情”。李光耀对布罗考说：“那次被不客气地拒绝后，我想，我们没有什么角色。”

其实在整理新闻之前，我在另一个场合已经听过李光耀本人跟基层领袖分享了这一段，突出的就是江泽民点出这是中国自己的“家事”，新加坡再无角色。我开始感觉到这位中国领导人的重量。

1997年12月，我第一次作为随团记者，跟着李光耀的代表团到越南和中国访问，因为采访资历浅，接下这个工作自然如履薄冰。李光耀在苏州工业园区训斥地方官员后，我们记者更紧张了。之后到北京，李光耀要去向江泽民提出园区面对的问题。我们没有到会谈现场，而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候着。我对江泽民的风格不了解，但李光耀说话的直来直往我们是熟悉的，因而心里忐忑：两位领导人会不会谈得不欢而散？

李光耀与江泽民会谈并参加中国总理朱镕基所设的晚宴后，回到国宾馆接受随团记者访问。他心情轻松，用华语直接引述江泽民的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并颇为详细地把跟江泽民谈园区问题的内容，以及江泽民的反应，跟我们说了一遍。那次新中两国领导人会谈中，最重要的结果，是江泽民确认苏州工业园区的项目在中国是“重中之重”，大家后来常提到的是这点。不过，我从李光耀的叙述中，倒是可以感觉到江泽民的性情，还有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交情。

重读自己当时写的新闻，也有不同体会。双边领导人会见的新闻，一般很少报道那么多对话细节，政府间合作项目有矛盾也不这样公开讨论。但是当时，江泽民特别跟李光耀解释，那年年初从邓小平去世，到后来香港回归、大陆政府“十五大”和与自己访问美国等，他忙于多件大事，并不知道园区面对困难。而李光耀在访华之前，已经把一些材料送交给江泽民。江泽民为此直接找负责这个项目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了解详情，而不是只阅读官员的报告。江泽民不仅认真对待李光耀的“投诉”，还对李光耀的坦白直接表示欣慰，因为“他个人就提倡高层领导人进行这样的会谈”，并强调朋友之间的交往，讲求信用十分重要，与朋友交不可无信。

从一个侧面看，这些话也体现当年江泽民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格局和情分。2001年，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完成股权调整。苏州工业园区七年开发成果庆典，李光耀与李岚清共同主持，江泽民则专程从北京飞上海转苏州参加，肯定李光耀对园区发展的贡献，也表达对苏州工业园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期望。园区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有意思的是，后来听说江泽民和李光耀不是正式会议的交谈中，经常都是前者用英语，后者则用华语。而两人的正式会议，一般都要谈上一个多小时，针对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1999年我开始常驻香港，“江泽民”在我的工作中比重明显加大。一日，在香港办事处看到有线电视播映香港同行追问江泽民是否“钦点”特首董建华连任。江泽民对着镜头回应，普通话、英语、广东话语码转换很精彩，中间还教香港记者要知道“媒体需要提高自身的水平”，说得有点苦口婆心。后来又教了一句“闷声发大财”，说自己看到香港记者热情，不忍心不回应他们。整段视频中，香港记者没有放弃继续追问，钱其琛和董建华等坐着笑而不语。虽然有“长者”教训，但是整个场面气氛还是轻松的，偶尔还听到笑声。从我们的社会来看，这样的尺度还有点“没大没小”，在北京却可以如此发生，那恐怕不是因为香港记者崇尚新闻自由，而是与江泽民的开放与包容，愿意与香港记者这样互动有关。

在香港工作的日子，北京开大会期间，上司常要求我上京支援。2002年举行十六大，江泽民做完报告，代表们分组讨论时，一些讨论会还开放给记者旁听。前辈们告诉我，那是从十五大开始的做法。当时我们也不觉得如何，后来同事听说当年还可以堵住上厕所的代表要求采访，特别羡慕，都觉得那是江泽民时代一种开放，也是自信的真正表现。

十六大闭幕，江泽民把大陆政府总书记的职务交给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两年后，我已经转任驻京记者。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值班，看到江泽民卸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有一种振奋之感。像中国这样大、经历许多波折的国家，能够完整、和平地进行权力交接，是很不容易的事。胡锦涛在十六大当选总书记后称带头从中央领导岗位退下的老同志，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我细细地咀嚼。

江泽民逝世那几天，夜里忙完工作后，临睡前我都打开相关视频和新闻仔细地看。告别仪式上，与江泽民同个时代或后一代的大陆政府领导人在视频中出现、致意，让人特别有感触。我们每天追着时间跑，突然有个重要的新闻人物走了，仿佛被提醒某个时代已经结束。那是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的人物风格，不同的人际关系，一个时代总会终结，我们除了缅怀，千万要与时俱进啊。

（作者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