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中国走出防疫至上 刻不容缓

韩和元

经济学里有个“帕累托优化”（Pareto Improvement）的概念，也称为“帕累托改善”或“帕累托改进”。这是一个以经典精英理论的创始人、社会系统论的代表人物、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年7月15日至1923年8月19日）命名的概念。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即一项政策令几乎所有人都受益，唯一的区别是不同利益群体受益多寡。

但正如历史学教授秦晖所指出，这种状态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害冲突。也正因此，现实中通常是处于一种“非帕累托状态”。要么是多数人受益而少数人受损，要么是少数人受益而多数人受损。

改变这些状态的政策措施，也就面临两种情况：要么是改变了前述第一种状态，结果成了多数人利益受损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前述第二种状态，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会面临利益受损者的抵抗，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达到“帕累托状态”。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种与之相对的极端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几乎所有人的利益都是受损的，唯一区别是，有人受损的多，有人受损的少。总之几乎是无人受益，这种状态我姑且称之为“负帕累托状态”。

当然，这种状态的实现，比前述的“帕累托状态”更为罕见，以至于学者的论述，也只主要限于“帕累托优化”和“非帕累托优化”，鲜有人涉及“负帕累托状态”。

遗憾的是，前段时间的中国，却很可能正是处于这种罕见的状态。

虽然中国国家卫健委多次出台防疫优化措施，强调“严禁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产、未经批准阻断交通、随意采取静默管理、随意封控、长时间不解封、随意停诊等各类层层加码行为”，譬如，早于今年6月，该委就曾出台过疫情防控的“九不准”原则。但正如笔者于《“层层加码”和“一刀切”形成的中国式逻辑》（《联合早报》11月22日言论版）一文里所强调的，“于当前的制度条件下，在自身掌握的社会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减少事权，以此降低自己的责任和压力，就成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最理性的执政选择。特定于疫情下，尤其在疫情一旦扩散，相应官员会被‘一票否决’而免职的高压体制下，囿于地方有限的经济资源，地方负责人为了确保自身的乌纱帽并有所进步，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去达标。”因此“尽管上级早已有言在先，但是防疫中层层加码的现象至今未绝，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官媒怒批这些现象是防疫政策已然扭曲为“防疫至上代替人民至上”“有的地方以防疫为名，轻视民生经济，轻视百姓生活，更有甚者在政策执行中默许‘只有新冠是病，其他病无关紧要’，扭曲了‘生命至上’理念。有的给防疫‘层层加码’，目中没了法律、没了规则，甚至想出各种招数‘对付’群众，让百姓寒了心”。

在这种扭曲的政策下，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时常被随意打断。结果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忍受力，已经趋于极限——几个月下来没有营业，或企业的正常运营受阻，但维持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营能力必须支出的成本，如厂房和机器设备的折旧、房屋租金、管理人员的工资等，却具有某种刚性。长期坐吃山空，已经让很多中小微企业濒临破产边缘。

大企业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利益也大受影响，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近期常出现在新闻的富士康。与这些企业构成利益共同体的工人，利益也自然是一损俱损。就是中产阶层也随时有被裁员失业的风险，有房贷车贷断供的风险。随意停课，更是让中小学生的家长疲于奔命。更荒诞的是，在很多地方，农民下地干活也面临被罚的风险。乃至于每天奔走在抗疫一线，一两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的基层公务员，其实也苦不堪言。我认得的一位学者就不禁感慨道：某地阳性几万人，没有一例死亡案例，倒是防疫人员（多由公务员充任）已经累死N人了……至于个人信息暴露、行动不自由，就不用提了。更让人迷茫的是，这种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简言之就是，前段时间的中国，除了核酸检测等极少数行业外，几乎所有人都处于利益受损的状态，也就是我说的“负帕累托状态”。

当前，走出已然扭曲的“防疫至上”，走出由此而造成的负帕累托状态，无疑有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可预期的是，防控放开改变当前的负帕累托状态，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善。于中国而言，这一步可谓刻不容缓。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

简言之就是，前段时间的中国，除了核酸检测等极少数行业外，几乎所有人都处于利益受损的状态，也就是我说的“负帕累托状态”。走出这一状态，无疑有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基础。于中国而言，这一步可谓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