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玮：新加坡人在越南“打虎”

自由席

公务人员工资不高、繁文缛节催生“走后门”现象、人情社会塞红包好办事、媒体难扮演监督角色等，都是越南腐败难断的原因。

7月初到越南出差，上了一堂企业高管“打虎”课。

在某企业的会客区等着与高管见面时，几张桌子上摆放一模一样的塑料牌，斗大的字体写着：拒绝赠品政策。

内文是“本公司严格采纳拒绝赠品政策，不准接受任何形式的赠品，包括现金和宴请，也包括，但不限于价值超过30美元的日历、记事本、食物等物品。”

末了，还附上举报热线。

在贪腐文化仍难根除的社会里，一家企业把见不得光的潜规则摆上台面，还真是头一次见。高管出现后，我把之前的提纲全放一旁，先满足对塑料牌的好奇。

这位新加坡籍高管笑着叙述打虎故事。“那个牌是我自己写的。”下一句差点让我从椅子上摔下来。“举报电话就是我的手机号码。”

人生地不熟，一家外资企业的外籍“一把手”能亲自出马肃贪，与其超强语言学习能力有很大关系。短短几个月就掌握越南语，加上善用科技和巧思布局，高管斗智斗勇采集证据，揪出公司内大贪小贪约30人，情节像足间谍片、警匪片。

挡人财路，不怕安全受威胁？

对贪腐零容忍的高管说，没遇过麻烦，也不担心，反而为整肃行动能让公司盈利猛增近30个百分点而自豪。他笑说：“总公司还以为我们算错账。”

可见那些大贪小贪过去揩了多少油水？据说，能讲华语的“老虎”在处理中国业务时尤其被养肥。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借鉴中国模式，在1986年推行“革新开放”。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给了各级官员权力寻租的机会，加上法治不到位，两国在发展中同样面对难以遏制的贪腐问题。

大陆政府总书记习近平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多次表明对贪腐零容忍。习近平反复提及“反腐永远在路上”。阮富仲的名言是“熔炉烧旺了，湿柴火扔进去也得燃烧。”

部分西方媒体认为，越共反腐和大陆政府很像，打老虎既是打贪官，也是打政敌。

据统计，过去10年来，越共各级党委和检查委对2700个党组织近16.8万名党员做出纪律处分，其中涉及腐败的有7390名。

打虎火力再强也难遏制结构性腐败势头。采访期间，最多人谈论的是，在疫情期间发生官商勾结哄抬冠病检测试剂的丑闻。卫生部长阮清龙与曾任科技部长的河内人委会主席（相当于市长职务）朱玉英在6月双双落马并被逮捕。

涉事的是越南生物科技公司越亚。它被指溢价45%，向越南各地供应核酸检测试剂盒，销售总额高达4万亿越南盾（约2.4亿新元）。

这笔钱大部分都被各级官员赚了差价，吃了回扣，从卫生部长、市长、军官到各地疾控中心官员，至少60人被起诉和逮捕，涉及部门和省份之多，形成长长腐败链。这个发疫情财勾当，在当地引起不小民怨。

跟中国一样，公务人员工资不高、繁文缛节催生“走后门”现象、人情社会塞红包好办事、媒体难扮演监督角色等，都是越南腐败难断的原因。

根据越南2015年修订的刑法，如果被告上交贪污金额的四分之三以上并积极配合调查，可免除死刑。修订刑法虽有助于追讨腐败分子非法所得，减少国家损失，免除死刑却削弱了腐败震慑力度。若神不知鬼不觉，家族几代人就能享尽荣华富贵；若被逮着，钱吐出来就是，代价之低，值得一赌。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黎洪和就撰文指出，如果无法进行实质性体制改革，就须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法规，以及加重惩处力度，才能有效持续地阻吓腐败行为。

对比领导人登高一呼，制度反腐才是长久之道。外界关注阮富仲卸任之后，越南反腐力度能否持续。走出工业园区，我也在想，新加坡高管退休后，一切会否打回原形？

（作者是《联合早报》中国新闻组副主任 simtw@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