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安倍构建亚洲战略的领导力

潘永强

日本是二战后亚洲持续最久的民主政体，因此当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就令世界极为震惊。他虽然卸下首相一职，但在遇害前生命最后一刻，仍为自民党参议院候选人助选，可说是坚守政治领袖的职责。正是这种领导力，令安倍在亚洲政治出现领导空窗时代，恰如其分地扮演起重要角色，其战略倡议也影响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

安倍晋三是在自民党第二次失去政权后，在2012年协助该党重返政权的重要人物。他二度出任首相后，由于创下持续执政最久的纪录，亦导致日本在野党随后陷入长期衰弱，至今尚未重振。安倍的年龄在日本不算年老，加上派系实力与国际声望，本来不排除会有三度任相的可能，如今使人徒增唏嘘。

在安倍第二度上台期间，当时东亚区域主要面对两大挑战，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中美对抗加剧。在世界范围内，则遭遇到全球民主退潮与威权回归的压力。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2021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全球自由度自2006年开始日益恶化，已连续15年下降，尤其是威权体制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纷纷再起，令民主阵营备感压力。

然而，此期间亚洲又缺乏如李光耀和马哈迪等具有战略眼光的老一辈领袖，加上美国对东亚的战略安全缺乏足够的投入，于是安倍凭着政治历练和战略视野，适时地扮演起区域内的领导角色，也重建了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比起前几任日本首相，他也有较多的时间和声望去倡导战略观点。

安倍在日本政坛属于务实的保守主义，稳健的温和右派，终其任内致力修宪和完成国家正常化目标。但在日本宪政体制下，他主张以法律程序为军事松绑，并非激进的军事扩张；正因手段温和，结果10年修宪未成。但在外交和战略上，他则以捍卫自由的价值观出发，认真构建印太战略，争取民主大国以集体力量抗衡威权回潮而留下政治遗产。

他在第一次任相时，主张日本应与同样尊重普世价值的国家合作。2007年访问印度时，即提出以日本、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组成“自由与繁荣之弧”；翌年安倍促成日本与印度签订《日印安保共同宣言》，被评论界称为“印太战略的总设计师”。但此构想初期未得到美国响应，在安倍二度任相后，才成功说服美国，共同对抗中国威权崛起的威胁。这表现出他对信念和领导力的坚持。

日本在安倍主导下的战略调整，被视为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过去被动和依附于美国的态度，转为主动寻求出路和突破。在亚洲出现领导真空的阶段，他尝试建构印太地区的海洋国家联盟，既回应中国的挑战，也试图重塑东亚安全的新秩序，气魄不可谓不大。

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的海洋国家联盟，当然不能忽略东南亚的角色，否则就会形成缺口。在二战结束后，由于侵略战争的关系，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若即若离。可是随着越南战争以及日本经济逐渐起飞，日本在1970年代后期就意识到要形成自已的东南亚政策，于是才有了福田赳夫强调日本不以军事大国为目标，将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福田主义”。其后，日本透过投资、援助和大量的消费产品，在东南亚建立了紧密联系和软实力。

但是安倍深知，印太战略若要成形，就不得不深化日本与东南亚的战略连结。他二度任相后首次出访，就选择到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以宣示他对东南亚的重视。同年5月出访缅甸，则是36年来首位访问缅甸的日相。他在印尼访问期间，发表了日本外交五大原则，强调“必须在太平洋与印度洋连接起来的这一地区，巩固和普及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观”，以及全力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欢迎美国重视亚洲的政策。

东南亚国家向来在中美之间游走和对冲。虽然受惠于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但同时也警惕中国的军事扩张，特别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和军事化心怀不安，可是东南亚又对美国近年忽视这个区域深感失望。安倍推动的印太结盟，虽然无法令东南亚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但这些国家仍乐见美国重返东亚，让他们可以在安全上有替代选择。

即使在卸任首相之后，安倍晋三也持续经营他的东南亚关系。他在今年3月为纪念马来西亚的“向东学习”政策40周年，曾到访吉隆坡，并获马国的国际回教大学授予荣誉博士。他宣称“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不只在地缘政治上影响东亚和平，也清楚地提醒东南亚的外交与国安精英，一旦台湾有事，东南亚同样有事。

安倍晋三无疑是日本战后最具战略大视野的领袖，以价值观来巩固民主阵营的战略安全，试图带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构建跨越两大洋的海洋国家联盟。他的战略安全思维必有深远意义，这份遗产不只属于日本，也属于亚洲和世界。

作者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政治评论员

安倍晋三无疑是日本战后最具战略大视野的领袖，试图带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构建跨越两大洋的海洋国家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