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追昔抚今：从友联书局说起
四面墙外
了解历史，面对现实，新加坡要如何回应这些不同思潮、观点的竞逐，是我常思考的问题。我们认真地看待和参考，既不能让我们成为别人的思想阵地，也不能让它们造成社会上不同族群不同社群之间的相互猜忌。
友联书局为庆祝创办70周年出版的特刊《回望》，在上个月的“新加坡书展”上举行推介仪式。特刊中的一篇文章《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友联书局70年历史回顾》，备受瞩目。作者钟宏志利用收集的资料，梳理了新加坡友联书局与香港友联的关系。由于本地友联书局的历史资料不多，宏志的初探具有学术意义；不过，这个成果放在现今新加坡社会思想纷呈的语境里，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根据宏志的文章，香港的友联社成立于1949年，创办者是一群从中国大陆南下香港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政治民主、经济公平、社会自由”为三大基本理念，背后得到美国背景的亚洲基金会资助，机构内还有友联出版社、友联研究所、友联编译所等。
友联进入新加坡是在1952年，主要发行香港友联的旗舰刊物《中国学生周报》。1956年，香港友联社设立分部——新加坡友联书报发行公司，从香港派出管理团队。之后，包括香港友联社的其中几位创办人也都聚集在新加坡。据老一代友联人王健武向宏志透露，自己1955年从香港新亚书院毕业后“即被派来新马，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成立剧团”。友联的“艺联剧团”1957年诞生。
1954年，《中国学生周报》社长和总编辑余德宽南来新加坡，把刊物名中的“中国”拿掉，改为《学生周报》，以适应新马的政治形势。他们也在新马城市设立据点，招收中学生成立学友会，作为友联的外围组织，培养文艺人才。
除了《学生周报》，友联还有在香港出版的《儿童乐园》在新马发行、创刊于新加坡的《蕉风》杂志，以及本地文化人周维介最近在“四方八面”专栏也写到的《友联活叶文选》。《学生周报》和《儿童乐园》当时在新马都颇受欢迎，杂志文选也成为文化人的集体记忆。
因为友联的这一段，引发我翻找回上海书局的陈蒙志先生十几年前赠送的上海书局80周年特刊。他的父亲陈岳书和舅舅王叔旸，1925年创办了上海书局，与商务星洲分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当年在新加坡华文书局中同称“五大”。1940年，胡愈之受周恩来派遣，来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担任编辑主任时，与上海书局有接触和交往。根据王叔旸的儿子王立人说，1940年底胡愈之建议上海书局派人到香港，“联合《华商报》和香港文化界，出版发行进步书刊”。胡愈之后来回去中国，担任过党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而陈岳书1970年受邀登上天安门，观赏中国国庆庆典，非常兴奋。
翻阅友联与上海两书局的历史，不由再往前追溯，思索新加坡如何一直不断成为不同意识形态角逐的场域，见证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一直在这块土地上撞击。
本地历史学者李元瑾在她的专著《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中提到，19世纪末的新加坡，有英国与清廷两股力量的角逐，有保皇党和革命党的较劲。我们也知道，清朝被推翻后，一直关注中国时局发展的新加坡华族市民，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取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又有亲共和反共的斗争等等。《天南新报》、晚晴园、同德书报社等，是这些历史留下的轨迹。
行文至此，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新加坡一直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的参与者，在中华文化圈、经济圈，在不同历史时段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都有密切关联。甚至政治上，它也不是单纯的旁观者。我们在研究新加坡的某些历史事件或者某个现象时，会发现新加坡发生的只是一个点，但是往往可以去跟其他城市所发生的连接成线。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只不过参与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样的参与也让新加坡的历史和历史研究更有厚度。
第二，对于研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华人社会时，大多聚焦当时左翼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华校、工会、书市等。虽然也有关于当时右翼思潮渗透的文章，不过宏志关于友联书局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实例，提醒我们当时不论左右哪一股力量，都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宣扬他们的理念，在本地社群发挥作用。
这些华文书局往事，都发生在上个世纪新加坡仍未独立建国时。不过，不同势力的竞争从未停止。而在今日，中国崛起、与西方民主阵营分庭抗礼时，新加坡因为华族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密切，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依然受到外界议论。前阵子，有新冒出的台湾智囊机构发表研究报告，举凡本地华人商团社团、华文媒体和一些跟中国有接触，能够影响舆论的知名人士，都被点名。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去年6月底发表的报告，提出在多数调查的先进经济体中，新加坡是唯一对中国印象正面的地方。法国一个军事背景的智囊机构，去年底也出版了一份关于中国影响的报告。
了解历史，面对现实，新加坡要如何回应这些不同思潮、观点的竞逐，是我常思考的问题。这些报告和关注，既是及时的提醒，但它们本身也可能是这个竞逐的一部分。我们认真地看待和参考，既不能让我们成为别人的思想阵地，也不能让它们造成社会上不同族群不同社群之间的相互猜忌。
独立建国将近60年，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是新加坡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不断增强，与殖民地时代已经不同。以史为鉴，在外部现实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处变不惊，继续保持开放，同时对各种试图影响我们的信息保持高度警觉，从新加坡国家利益的视角应对。这也是新加坡自信的一种表现。
作者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