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璧浩：从亲身学习经验看方言与华语论争
在所有华人社会中，因方言与华语使用引发争论、对母语定义概念模糊不清的现象，相信只会在新加坡看到。这是新加坡自独立后，在维持一个多元社会前提下，推行以英语作为全民共通语言，同时要保存母族语言文化所导致的。回顾这场50多年前便展开的教育与语言改革，不难看出它由始至终，由一个经过深思远谋、精心设计的长期计划，在社会多个层面分阶段策动的轨迹。
今天，双语方针政策，基本上可说完全落实。但最教人担忧的是，我们看到许多年轻学子缺乏学习母语意愿，甚至讨厌它。在政策下，他们不得不选读绝无仅有的一科华文，但毕业进入职场后，如果不从事与华文相关的工作，很多人会完全放弃应用。他们发现为考获文凭辛苦修读的语文，到头来毫无经济效益。有些学生甚至不必等到毕业，便毅然采取“长痛不如短痛”的务实策略，念中学时敢敢选读高级华文并努力考出好分数，当升上初院时便可一劳永逸，不必再继续修读华文科目。
所谓母语，当然是指一个人离开娘胎就接触到的语言；而能让一个人一离娘胎便接触到语言，必然就是那个家庭的用语。然而，根据一份三年前公布，对小一新生家庭用语的调查报告：双语政策实施后，小一新生在家讲英语的比率，却从1999年的四成左右，激增到2019年的超过七成。从发展趋势看，相信这个比率现在已更上一层楼。
这份报告显示，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族群家庭，只是上升比率不同而已。从这事实看，所有新加坡人面对一个共同问题：如果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新加坡最终会不会成为一个英语单语社会？这个由移民组成、经过几百年时间才自然融合形成的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社会，会不会就此变质？由各族群文化共存、交流后磨合出来的社会包容性会不会丧失？
这些年来，针对华文华语的日渐式微，常有关切者提出看法和意见，希望找出问题症结。政要也不时提醒、呼吁年轻家庭要跟孩子多讲华语。但呼吁终归是呼吁，效果如何，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相对于其他族群，我们的母语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方言与华语的共生关系，尤其鼓励讲华语的同时，也做了相当彻底的去方言工作。这使方言与华语在母语问题中扮演的角色，显得模糊不清。
近日在《联合早报》言论版上读到多篇对这问题论争的文章，便是一个例子。在4月18日的言论版，张森林先生《方言与华语之辩》一文，针对胡林生先生过去三年的多篇文章发表不同意见。胡林生先生在4月25日发表回应《理论和实践的验证——论华语和方言》。基本上，张先生不同意胡先生对方言与华语关系提出的观点，即：华语虽是华裔族群的共通语，却无法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认知和传承上，发挥跟方言同等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力。在回应中，胡先生从理论和实践验证的角度，就华语与方言的对应关系及华语与方言对族群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申论他上述的观点。
对于语言问题，我是门外汉，无法参与讨论。但我有深刻体验，相信可供语言专家参考。张先生谈到方言与华语关系及方言对华语学习会否造成障碍时，认为这因人而异，同时说以他的经验，方言并非学习华语的助力。
我的经验却恰恰相反。对我而言，方言不但大大帮助我学习华文华语，看来还几乎完全佐证了胡先生所提出的专家观点：我在1951年出世，那时几乎所有新加坡华人都说方言。我出生在一个潮州家庭，呱呱坠地时听到的第一句话，当然就是潮州话。我八岁进小学念书，才第一次接触到华文华语。一直要念到小四、小五，累积到足够词汇，才能开始掌握和应用华文华语。这也就是说：从我出世到十一二岁，这段人生中最重要的学习时间，我通过方言认识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接触和交流。
通过方言认识世界
在我成长过程中，对认识这个世界起着非常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当时以方言为主的广播媒体：丽的呼声有线广播，那是当时市民的普遍家庭娱乐，也是可靠信息来源之一。从那小音箱里，我除了收听方言广播剧、小说、戏曲，也像追听连续剧一样，每天收听好几段潮语方言新闻。我生活在新加坡河畔最繁忙的地段。从早到晚，在街头巷尾看到的，可说就是新加坡每天在发生的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五六十年代，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反殖民统治的独立斗争此起彼落。我家附近就可以看到触目惊心的政治活动。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使我从小对时事产生兴趣，每天听丽的呼声潮语新闻，是我对眼前看到事件的即时跟进。
这些以潮州话听来的信息，到我读懂华文报章，听懂华语新闻时，自然而然便被转换成华文华语，继续帮助我理解发生中的政治时事。看到普京在俄乌战争中发出核威胁，我回忆起当年在潮语新闻中听到的古巴核弹危机，以及美苏在最后关头化解危机的情景，帮助我对比当时美苏对峙局势与今天美俄对峙局势的异同。
在文化层面上，我也从听丽的呼声重复播放的潮语地方戏曲、看由中国潮剧团演出拍摄制作、在新加坡电影院上映的潮州戏曲电影，如《火烧临江楼》《苏六娘》《陈三五娘》等，得到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戏中曲词的文字优美，培养出我后来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尤其是对古典诗词的欣赏和文字写作上的能力。
方言俚语的文化底蕴
但是，对我产生更深广影响的，还是祖母平日与我交谈时，随口说出的方言俚语和双关语。它们来自生活，是草根的，与祖母说话时的场景紧密相连，容易被我记住。过后，在生活中碰到相关事物，引发联想，加深我对事物的了解。譬如：在评论某件生活事物时，祖母有时会用潮州话说那东西，“做盐，不咸；做醋，不酸”。后来，我在学校里读到成语：一无可取或一无是处时，就觉得跟祖母说的很相近。我读《三国演义》杨修之死，读到杨修自作聪明，向军士分析曹操用“鸡肋”作为当天行军密码，显示曹操有收兵之意，竟被曹操以煽动军心的罪名处死。我发觉以杨修“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形容鸡肋，更接近祖母所说的那句“做盐，不咸；做醋，不酸”。
又譬如有一次，我在家做错事。父亲傍晚放工回家，祖母向他投诉，害我被父亲藤鞭体罚。父亲在打我时，祖母站在一旁，说了一句：“三牲敢吃，针球敢掼”。起初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在某个酬神祭典上看到乩童作法。桌面摆满三牲五果，乩童赤膊上阵，或以刀子割舌，或以针球往身上撞打，直到浑身鲜血淋漓，证明是神灵附身，正是祖母这句话所说的场景：既然你敢食人家的三牲，就要准备承受针球的撞打。这才恍然明白祖母当时在告诫我：你坏蛋，便要承担被父亲体罚的后果。后来，我在书本上读到“大丈夫敢做敢当”这句话，想起祖母的话，立刻跃然纸上。
从这几个顺手拈来的例子，相信也足够看出方言与华文华语的共生关系。看到我12岁之前懂的方言，如何成为我上学学习华文华语时的基本框架，我从小通过方言对世界的认识，如何让我在今天能继续跟进发展中的世界局势。
从我的经验看，我真的很难接受方言会阻碍华文华语学习的说法，方言不但没阻碍我，反而给我很大帮助。我心中一直存有这样的疑问：在我们推广讲华语运动时，真的有必要也把方言完全放弃掉吗？我们当初会不会操之过急？基本上，所有的华族方言，都与华文同文同义。如果当初能让方言自然存活下来，在常接触、常应用，便能熟悉的简单道理下，或许方言还能像帮我一样，帮上许多今天在校学习华文华语的学生？
或许，现在是我们回溯事物本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实施双语教育初期，我们鼓励讲华语，目的是要学生能英语与母语并用。今天的学生，应用英文英语不是问题，问题是不喜欢华文华语。我们发起“少说方言，多说华语”运动的目的，原本是要让方言腾出家庭用语的空间给华语，没想却被英语取代了。长此下去，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英语单语的社会？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打算接受的未来现实？
溯源重思，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基本问题：到底方言真的会阻碍华文华语的学习，还是像我的经验一样，能帮助华文华语的学习？如果方言不会阻碍华文华语的学习，还有必要把方言清零吗？还是应该让方言与华文华语共存，重塑一个自然、健康的母语环境？
作者是资深基层义工和作家
我心中一直存有这样的疑问：在我们推广讲华语运动时，真的有必要也把方言完全放弃掉吗？我们当初会不会操之过急？如果能让方言自然存活下来，在常接触、常应用，便能熟悉的简单道理下，或许方言还能像帮我一样，帮上许多今天在校学习华文华语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