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映：中国乡村治理的窘境

中国聚焦

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使各界再一次关注中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乡村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已经发生改变，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是，在村务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一些乡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和素质并没有适时转型，建立在传统乡土社会基础上的乡村治理方式，已经不太适应巨变的形势。

首先，城乡资源分配关系变革，乡村治理事务发生巨变。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建设。进入新世纪，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城乡资源分配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近年来，全国财政（中央加地方）用于“三农”的投入每年有3万亿元（全口径的三农投入，约6468亿新元），而且各类补贴规模不断扩大。传统的治理乡村事务主要是“要钱、要粮、要命”，而现在的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公共服务、精准扶贫、维护社会稳定、土地规模经营、生态文明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等。

其次，乡村社会日益从封闭走向开放。经过多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国的传统村庄发生了分化。目前中国主要有两类村庄。一种是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的经济发达村庄。浙江省武义县茭道镇胡宅垄村有外来人口4500多人，是本地户籍人口的三倍。这种村庄面临的是如何处理人口“倒挂”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

另一种是人口净流出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宅基地大量空置。基层政权面对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即所谓的“386199部队”，乡村治理主体缺失。村庄经济衰败弱化了乡村治理的基础，村集体缺少凝聚力，村庄的公益事业也难以组织。

再次，个人权利意识崛起，村社共同体属性弱化。大量农民的经济生产和生活不再仅仅依赖土地。生存方式的多样性选择，大大降低了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依赖，一些村民对村集体的认同感也随之淡化。2015年，各地出台了“不得将持有计划生育证明或结扎证明等作为办理出生入户的前置条件”政策，基层政权失去了对农村超生人口的“抓手”。“有吃有喝不理你，出了事情就找你，处理不好就骂你”“干部忙了一身汗，群众还是不点赞”，让基层官员深感苦恼。

国家资源的输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的既有平衡局面，对利益的追求成为农民价值观变迁的主导因素。农民的个人权利意识日益崛起，利益的争夺在一些村庄逐渐变得赤裸裸，一些村庄出现争当贫困户现象，也有村民“坐在屋里打麻将，躺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

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国民单一的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换的过程。传统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正在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尚未建立起来，维系乡村社群的传统社会逻辑被打破。几十年前，农民办酒席一般是因为婚丧嫁娶和生孩子这种大事，现在搬家、孩子升学，一些村庄甚至母猪下崽都要“随礼”，礼金数额在人们的攀比下越抬越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治理面临的一些困境，正是在新形势下“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的表现。一些地方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布置任务，以材料和台账显示“成绩”，让基层干部陷入形式主义事务中，难以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作。

特别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经济机会少，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相对不足，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治理方式，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从基层治理实践看，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须要长期的社会建设才能完成。

作者是浙江理工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