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约瑟夫·S·奈：乌克兰之后的核威慑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次引发了许多有关核威慑的问题。无论这场可能是长期战争的结果如何，它所引发的问题都不会消失。
1994年，为换取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安全保证，乌克兰交出了它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但事实证明，上述保证一文不值，而且因为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它不在美国核保护伞延伸威慑的范围之内。
那些已经加入北约的前苏联共和国情况又如何？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或者美国的亚洲盟友，是否真的受到美国延伸核威慑的保护？威慑可信的前提是核武器必须可用。但如果过于轻易地使用核武器，那么一次事故或者误判就很容易引发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
为达到有效平衡，我们必须思考核武器、常规和其他军武的适当组合，然后尽可能地削减核元素。例如，无论面对朝鲜不断增长的核武库可能做出什么样的恰当反应，都不应包括重新部署老布什总统于1991年从朝鲜半岛拆除的战术性核武器。
同样，对日本而言，美国延伸核威慑的可信度取决于美军、而非核武器在那里的部署。通过共同承担日本军队所面临的弱点，美国建立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减少了盟友对被遗弃的担忧。尽管怀疑论者曾经指出驻柏林的一小支美军部队，不可能保卫这座城市免遭苏联攻击，但事实证明，美国的实际存在对建立威慑及和平结束冷战的作用至关重要。曾经有段时间，美国也在欧洲部署了核炮，但由于指挥和控制存在风险，上述核装备后来被移除。
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继续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关于可用性方面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威慑效果取决于心理，而某些分析家认为武器可派上用场的感知优势，可以在危机期间产生影响。其他人，如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却认为核平衡的所有措施在成功得出上述结论的过程中都太过粗糙。相互确保毁灭是一种条件，而不是一项政策。
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不必很高的使用概率就可以建立生存威慑。尽管当年美国核武库有着压倒性优势，约翰·肯尼迪总统面对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微小的升级风险仍然心生畏惧。今天，小型精准化核武器似乎动不动就可以使用，以至于被我们视为常态；但升级的危险依然存在，而某些军事目标位于城市附近，意味着这种危险会是长期存在的。避免灾难更多取决于降低核战争的风险——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而非改变瞄准规则。
按照风险控制原则，我们可以直接否定掉某些政策。例如，将核发射权下放给战场指挥官的“预警发射”作业常规，或许可以增强威慑力，但也有提升非必要挑衅的危险。防务鹰派有时忘记了，威慑取决于对手的心理，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
另一方面，防务鸽派摆脱可用性困局，并安抚对手的建议，可能会留下一个软弱的印象，从而诱使对手更愿意冒进。鸽派核战略家有时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所制定的详尽战略仅仅出于“精打细算”，而非实际经验。
作为鹰派和鸽派两者的中间派，防务猫头鹰非常重视降低风险的操作。相比鹰派扳机的一触即发，和鸽派从不愿意把枪拔出枪套，猫头鹰派则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安全设置。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警醒：我们仍生活在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以及从长远看，我们是应竭尽所能削减（虽然不是彻底消除）核武库的。正如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文（Richard Garwin）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今年爆发核战争的概率为1%，如果每年我们都成功将它减少到前一年的80%，那么迟早爆发核战争的累计概率将是5%。”
核威慑对我们道德生活的心理影响，是另一个需要考量的重要长期后果。神学家保罗·拉姆齐（Paul Ramsey）曾将核威慑比作将婴儿绑在汽车的保险杠上，希望借此来减缓车速，并减少事故所造成的死亡。这种描述并不准确，因为拉姆齐所述情景中所带出的那种焦虑，今天的人们无法感同身受。当然，焦虑的缺失并不意味着自满；相反，它证明了“正义威慑”（just deterrence，即正义战争理论的延伸）的合理性，再结合了对降低核危险的长期关注。
尽管预测长期变化的心力投入总是徒劳无功，但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勾勒出未来的可能情景，并随时为意外做好准备，无论是在技术还是政治层面上。过去，精准度方面的技术改进，使削减核武器的当量和数量成为可能。但随着针对指挥和控制系统的网络攻击、对卫星的激光打击以及自动武器系统的兴起，一系列全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上述类型的风险是我们必须努力预测、理解和减少的。
政治也会发生变化。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对手逐渐发展出一套默契和明文规定的“公路规则”，因为各方都意识到避免核战争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今天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前路风云难测。在适应变化和意外的同时，我们必须继续思考，我们的一切决定，会对降低核战争风险的长期目标产生何种影响。
作者Joseph S. 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