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野：三大陷阱倒逼认知革命 有指示香港稳控疫情

来源：香港01

作者：泉野

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肆虐，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屡创新高，还伴随着以老人和小孩为主体的死亡案例。大陆政府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罕有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特区政府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必须做到三个“一切”和两个“确保”。这无疑是对特首林郑月娥领军的抗疫工作的一大鞭策，当中涉及治港精英的治理意识，而事实上，香港上下的确需要以此危机作为契机，进行一场认知革命。

习近平近日委托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向特首林郑月娥转达对香港疫情的高度关注和对香港市民的亲切关怀，强调香港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除此，习近平亦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特区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毋庸置疑，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防控疫情，这不仅是政治正确，也是民生正确。作为中央政府，对香港繁荣稳定承担着最终的责任，所以在香港疫情危机时刻出手支援，全力支持，既是政治正确，也是宪制要求。

与此同时，以第五波疫情作为契机，香港也迫切需要进行一场认知革命，这是比2019年那场被赋予“时代革命”口号的修例风波更具有持久和广泛意义的一场革命，因为这不仅决定着香港能否稳控疫情，决定着能否对困扰香港发展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进行彻底拨乱反正，也决定着香港能否找到自身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角色，更决定着“一国两制”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设计能走多远。

具体来说，这场“认知革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香港最大的敌人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社会都将社会主义视若洪水猛兽，成为落后、专制、不文明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自由主义则成了港人不可撼动的信念。具体到特区政府，在自由主义的引导下，经济上积极不干预，政治上消极干预，所以当香港多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时，才会被当做成绩拿出来炫耀。自由主义泛滥的结果是，香港深层次问题与矛盾愈发积重难返，人们期待的公平正义越来越难以企及。

第五波疫情袭来，矛盾与问题暴露得更为充分。比如因公共医疗资源无法承担越来越多的确诊病人，特区政府于2月8日起采取同步的“居家抗疫”模式，却忽略了香港逼仄局限的居住空间，根本没有“居家抗疫”的条件，导致家庭内传播迅速扩散开来；再比如在此轮疫情大爆发和失控前，特区政府是有机会窗口的，但为了保证民众“自由”过节的需求，政府并未在春节前加强防疫法规的执行，以及惩戒的力度，仅仅依托于市民的配合和个人的自觉，直至出现了“洪门宴”这样的极端事件。

可以说，香港回归25年来，自上而下认知层面最需要破除的迷思，就是对自由主义的盲目崇拜。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曾浩年修例风波期间曾撰文分析，香港长期以来的自由主义信念已经破产，现在的社会乱局就是活生生的证明。而香港其中一个重大思想盲点，就是缺少对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实际批判，无法在主流社会中建立批判自由主义的共识。在社会内部压力爆发的时候，因为“自由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因此社会就只能以追求“更多自由”的名号（特别是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在香港几乎已经达到了极致，无可再争取）来发泄民怨。

其次，欧美模式并不是完美灯塔，中国模式也并非洪水猛兽。

一直以来，香港都习惯对标欧美，将欧美看作各方面学习的榜样和完美灯塔。尤其是主导整个香港运作的数量庞大的公务员、政客和精英群体，在经济和身份归属上始终游离于国家，认为自己从属于西方价值联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在西方中心论的指引下，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西方民族优于中华民族，西方体制优于中国体制。世界文明发展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向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模式，不可以有其他民族文化的模式，只有西方的路才是理想归宿。与此相应的，则是对于中国模式的想当然和一知半解。

第五波疫情爆发之际，特区政府在“动态清零”、“与病毒共存”两种防疫模式之间的摇摆，社会层面对此的争论，正是长期以来对欧美模式、大陆模式认知陷阱的直接显现。正如《香港01》在〈香港疫情大爆发：中央两大官媒的警告意味着甚么〉中所分析的，以香港作为载体，“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看似只是两种防疫策略，其实还内含着“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条道路”的较量。这样的较量，在疫情持续蔓延两年之后，愈发凸显出来。

对香港而言，对欧美模式的推崇固然有着历史原因，但在疫情面前，在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迫切需求面前，在越来越多老人和3岁孩童因染疫离世的现实面前，不能也不应该继续沉醉在过往的认知陷阱中，继续徘徊于“动态清零”“与病毒共存”之间。要知道，“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从来都不是一个选择题，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如果主政者既能做到“动态清零”，又能让民众满意，何乐而不为呢？“与病毒共存”说到底是不得已的选择，是下下策。在这个问题上，香港没有躺平的空间，必须对标中国大陆的防疫模式，全力“动态清零”。

最后，“一国两制”没有死，而是正在换个“活法”。

过去几年，尤其是修例风波之后，北京以雷霆手段推出《香港国安法》，又对选举制度进行修改，并充分汲取过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教训，愈发强化全面管治权以及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存在，香港社会随之开始弥漫“一国两制已死”的悲观论调。《香港01》在〈“一国两制”死了吗〉中曾分析，断言香港“一国两制”已死虽然能塑造出一种在强权下的悲壮，但主观感受多于客观分析。认为“一国两制”已死的说法，无外乎三大理由：一是直言选举制度修改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严重限缩，北京主张的“爱国者治港”扼杀自由民主，民主派处处遭受针对；二是断言选举制度修改无异于撕毁《基本法》的普选承诺；三是认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严重侵蚀港人的自由，“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已经破产。

随着第五波疫情的肆虐，尤其是中央在援港问题上的所言所行，理应打破港人的这一认知误区。因为虽然香港防疫形势严峻，但中央依然遵循着“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比如国务院港澳办在答记者问中特别强调“香港只要有求，祖国必定有应”，表达的意思再明确不过，那就是：在支援香港防疫的问题上，不会采取大陆的模式，中央统一调度、全国一盘棋，而是必须是香港的“需求”在先，然后才有大陆各方面的“回应”。过去一段时间，很多香港民众呼吁大陆赶紧出手，北京还是保持了足够的战略定力，就像修例风波期间一样，越是到危机的时刻，越需要遵循“一国两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接受《香港01》采访时表示，“一国两制”决定了中央不可能直接接管或直接指令，而只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然而，就像西方抗疫失败不是因为人力、物力资源匮乏一样，中央对香港的资源性支持难以改变香港抗疫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难以弥合“两制”凸显的鸿沟。至于“一国两制”已死的认知误区，田飞龙表示，“一国两制”肯定没有死，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在进行，“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不符合中国现代化整体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民族复兴与走向世界的基本的战略规划。因为大陆政府将“一国两制”的成功视为中国复兴的一部分。但“一国两制”必须是中国自己定义下的“活法”，所以其实不是讨论它死法的问题，是讨论它有什么样新的活法的问题，所以才有人所提的香港二次回归，“一国两制”的2.0版，“一国两制”的下半场。

如同2019年爆发的修例风波对香港社会的撕裂与重创，以及将香港积重难返的深层次矛盾彻底暴露出来一样，正在全港弥漫开来的第五波疫情，同样将香港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呈现在人们面前：特区政府低效的治理能力、抗疫模式和路径选择上的模棱两可、经济结构高度依赖人际服务业以及老龄化严重等等。而这些可见的问题与矛盾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陷阱需要拨乱反正，包括对自由主义的盲目崇拜，对欧美模式的迷思，以及对“一国两制”本身的误解。

不应该浪费掉任何一场危机。虽然当前香港最紧迫、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全力防控疫情，但经由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一些认知层面的“遗留问题”，亦需要进行总结与反思。否则，当下一场危机到来，香港还会继续在无谓的问题上争论，又会被打得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