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民主峰会误判世情开错药方

人权更多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是道德或原则问题。所以，威权国家和强人政治的回潮，不一定是邪气上扬，坏人当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的诉求，民生条件足够恶化时，美国民众也会拥戴出一个大独裁者。

在刚刚过去的民主峰会上，110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或官方代表聚首一堂，可谓是史无前例。然而就像他们在大屏幕上的身影一样，这次盛会的影响也会迅速消失，因为它弹的是老调，而世事早已今非昔比了。

姑且撇开峰会的国际政治背景不谈，我们只就事论事，民主峰会产生于一种古老的思维模式：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冷战是民主自由和邪恶帝国的争锋，正义的力量大获全胜，共产阵营一夜崩溃，民主化进入第三波高潮。但近20年来，世界各地民主不断退潮，威权政府和强人政治不断上升，邪恶帝国死灰复燃，是正义力量反击的时候了。

听起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正能量爆棚。但这种正义感掩盖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民主国家动荡连绵、威权势力到处崛起？这不是简单的“正义对邪恶”所解释得了的。但这个叙事一直占据主流，在“政治正确”压力下，左派中无人敢质疑，右派出来说几句大实话，马上被贴上邪恶的标签，致使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陷入长期无益纷争，走入死胡同。而现实中大量民生问题无人理会，民间长期积累的不满终于爆发，形成民主政治的动荡和危机。

究其根本原因，乃政客与百姓关注的问题越来越不同，但政客包办代替，将民间的诉求都纳入政坛既有的话语体系，化成煽动力很强的正义对邪恶的斗争，务虚不务实。且听拜登在峰会上的豪言壮语：“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会允许权利和民主继续倒退下去吗？或者我们会有一个共同愿景……以及再次引领人类进步和人类自由前进的勇气？”

拜登上台伊始，就宣称他要证明“民主能行”，但他的施政纲领几乎完全落入了民主党的老套，处处都争道德高地。他从未解释过为什么老一套过去不灵，他凭什么相信现在就“行”？似乎只要占据道德高地，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美国处在一个求变的时代，走老路就无怪乎他的民调大幅下滑——人们从他那里看不到出路。原地打转会造成民主国家落伍时代的到来。

抛开正邪的道德定性，我们来分析一下民主与威权体制的运作状况，即它们解决现实问题上的表现，也许就能搞清它们一降一升的真正原因。先看民主。

尽管民主在当今有崇高的地位，它在最初的含义是同暴民统治与寡头垄断相联系的，即它容易滑向这两个极端。如今在政治正确下很少有人敢提“暴民”了，顶多提个“民粹主义”，但现实中两者都存在，都是民主政治脱轨的根源，使民主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大打折扣。民主要真正能“行”，就必须解决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是金钱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老问题，在国泰民安的时期老百姓可以容忍它。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它的利益与本国劳工大众的利益分离，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选战需要大量的经费，使得资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绑架政客，导致后者忽视或扭曲选民的诉求。选民逐渐发现民选政府不代表他们了，一人一票变成一元一票了。这是民主退潮、民粹潮起的一个主要原因。

选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

第二，越来越多的民生问题无法靠选举民主来解决：大的如收入分配、气候变化、战争与和平、恐怖主义、医疗社会保险、基础设施建设等，小的如枪支管理、妇女产假、扶贫、药品价格垄断等。选举民主错误地套用了市场理论，以为人人为己的竞争会导致社会福利和公平正义最大化。现实情况是，人们合法和理直气壮地争夺个人、集团、阶级、种族、宗教等等的私利时，公共利益无人问津了，政治的协调功能失效了，大量社会问题如枪控、精神病人、无家可归现象、家庭破裂、低水平学校教学、贫困、低收入社区的治安、有组织犯罪集团等等，无法统筹协调来根治。利益集团利用制度的程序和漏洞，可以正大光明地损人利己，而且受到法律保护。

第三是边缘人群的问题，包括穷人、无家可归者、少数族裔、精神病患者、原住民、农户、儿童、残疾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等等。这些人组织动员起来难，投票率低，又没有钱，引不起政客的真正关注。真正为他们说话、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在政坛上很少。

第四是社会撕裂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先出现在第三世界：由于宗教、种族、语言文化、历史积怨等，许多国家缺乏民族认同；在那里推行西式民主，就为分裂势力提供了合法手段和道义基础，造成经济社会长期萎靡不振，政治动荡，武装冲突乃至国家分裂。现在撕裂开始反噬发达民主国家，甚至一些老牌国家都处在分裂的危险中，如英国的苏格兰，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

美国的分裂则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分野：民主政治已经无法调和选民之间的对立，使几个州里关于退出美联邦而独立的讨论甚嚣尘上。在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如何实行民主选举，是个悬而未解的问题，而民主政治助长了社会的撕裂也是事实。2020年美国大选将程序民主的缺点暴露无遗，中国的官媒和网民大喝倒彩，弹冠相庆。

第五是治理和应变的效率问题。选举节奏下政客短视，政策的翻转无常，早就广为诟病。现在党争已经发展到为胜选而胜选，为否决而否决，置国家大政方针和百姓福祉于不顾，政府的公信力屡创新低。两党之争导致美国债务危机迟迟难以得到解决，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和全球抗疫。

自我放任削弱民主

最后，自由民主在一些国家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为了保障人权、自由和正义，政府制定了大量的、越来越细的法规，成立了越来越多的机构来监督执行这些法规，对百姓生活的介入越来越严重。结果人民感觉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不民主，动辄触犯法律和禁忌，在庞大政府下，人们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

在自我至上的自由主义理念下，身份政治崛起，政治正确像瘟疫般流行，法治变成律师治。这些都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社会冲突发展为社会撕裂，从而破坏了选举民主的共识基础，使选战成为宣战。既不自由也不民主，很可能成为自由民主的归宿。

以上这些问题拜登一个都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认真面对，只顾喊“民主行”的空洞口号，难怪民主退潮了。根据剑桥大学2020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国际社会对“民主政治”的不满已达到自1995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份报告的研究对象覆盖了154个国家，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关于民主的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过去25年里，发达国家对“民主政治”心怀不满的人数，已从三分之一上升到半数以上，全球范围内对“民主政治”不满的比例升至57.5%。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多达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值得效仿，只有17%的受访者对“美式民主”持肯定态度。

再来看威权。在自由主义信念中，任何威权政府都是邪恶的，必须反对的。然而此威权非彼威权；恶性威权有之，良性威权也有之，威权不都出自一个模版。一个合理的问题是：威权政治重新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否因为一些威权政府在应对以上问题中的表现强于西式民主？

拿这次峰会的两个主题——腐败和人权——来说，这次未被邀请与会的新加坡，长期被列为世界上腐败最少、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大陆，大陆政府掀起了规模、持续时间、烈度都空前的反腐运动，至今已拿掉了400多个省部级及以上的高官，这也不符合威权国家的传统形象。战后的东亚经济奇迹，几乎都是在威权政府下创造的——要么一党专政，要么一人独裁。

再看人权问题。当老百姓要求生存权、安全权、公平权、工作权、住房权、受教育权、医疗服务权等时，政客却在为他们争取投票权和言论自由。仔细分析一下，西方的抽象人权中几乎不包括以上这些内容。对于贫民窟中的黑人青年来说，他们在单亲家庭长大，很早就辍学，一直失业，终日在毒品、黑帮、枪击暴力中度日，平均寿命不断缩短，他们更需要哪种人权？对一个风餐露宿、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言，投票和发言对他有何意义？

中国大陆经济之外的另一个奇迹，是消灭绝对贫困。本世纪以来全世界脱贫人口中，70%以上是中国贡献的。大陆政府为此所作的系统的、有计划的、针对性强的巨大努力，是民主国家很难做到的，尤其是在人力物力投入巨大，又没有选票或其他任何回报的情况下。

同民主一样，威权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威权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和能力不一样，但都要求人民牺牲一些权力和自由来换取。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人权更多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是道德或原则问题。所以，威权国家和强人政治的回潮，不一定是邪气上扬，坏人当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的诉求，民生条件足够恶化时，美国民众也会拥戴出一个大独裁者。

民主国家若不能克服以上所列的这些缺陷的话，就很难长期同中国竞争。中国若能彻底摒弃一些旧习惯，提高各方面的水平，更加人性化，并在“全过程民主”上取得实质进展的话，就能成为良性威权主义的标杆，甚至是民主国家效仿的对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