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勇：“印太战略”使地区安全局势复杂化

中美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可能性不大，但激烈对抗将日趋上升，有可能发生局部摩擦、冲突甚至局部性战争。

拜登政府摈弃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积极重塑与盟国的关系，重返多边主义，重新审视对华战略的总体布局。中美关系虽结束了特朗普后期的急剧下滑局面，目前却处于“止跌但没有回升”的局面。

拜登政府认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原则与立场，即把中国视为美国最有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过采取了一套不同的竞争策略与政策，手段呈现出温和、理性、软硬兼施的特点。

与特朗普的全方位遏制和“极限施压”做法不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采取了更务实的“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的策略。“竞争、合作+对抗”的组合是拜登政府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工具，也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

拜登政府积极通过联盟战略对中国展开全面施压。从特朗普政府弱化美国同盟关系、破坏美国价值观的“战略赤字”中走出来，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务。拜登政府已经把重塑美国形象和重整美国实力作为战略优先项目，试图在实力地位的基础上与中国展开竞争。

美国的盟友体系被特朗普极大削弱，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美国须要重新联合盟友与伙伴，共同抗衡中国。中国成为美国加强同盟和伙伴关系凝聚力的靶子和工具。拜登政府加紧实施针对中国的“联盟战略”，拉拢更多盟友，建立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施压中国。

印太地区就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最集中的体现。拜登上台后加紧推进“印太战略”，积极在印太地区设点布局，使印太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美国“印太战略”发展新趋势，不仅影响着印太地区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经济发展等各项议题，而且促成了相关国家的政策变化，正从各方面对中国国际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美国“印太战略”严重损害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特别是对中国与亚细安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了对冲影响，提高了中国与沿途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成本。

其次，美国积极利用“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不断指责和污名化中国发展模式，特别是美国政府一些官员、智库和某些媒体，加强了针对中国污名化的活动，指责中国正在区域挑战美国，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严重干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途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政治互信。

美国所散布的对华负面信息，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降低了对华政治认知，削弱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推进的政治互信，并对“一带一路”倡议犹豫不决，阻滞了“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与深入发展，从而限制了这些国家与中国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与中国合作国家的同时，也削弱了中国与沿途沿线国家合作的动力，稀释和抵消了相关国家进一步参与“一带一路”的需求，降低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而且，美国强力推进“印太战略”，南中国海议题成为指责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美国不仅在行动上高频次地来南中国海地区巡航、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多次煽动、挑拨新的纷争；在亚太地区布局上，美国积极利用“四方安全对话”“澳英美联盟”和“五眼联盟”强化盟国之间的合作，遏制中国崛起。

介入程度前所未有

“四方安全对话”更被美国视为印太布局的重要一环，煽动集团对抗，联合遏制中国，给地区乃至全球国际政治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美国试图将“四方安全对话”作为其维持在印太地区战略优势的重要抓手。

美国积极与日本和澳大利亚一道推行“蓝点网络”计划，通过制定印太基础设施行业标准，进一步对冲、抵消中国“一带一路”影响力。美国利用四国联盟和美英澳三边协议，积极强化地缘政治与战略竞争，对东南亚和平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加剧了地区风险和不稳定性。

美国对印太地区的介入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利用亚细安加快构建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安全秩序，与日本、澳大利亚加强安全合作，对冲中国的影响。在安全领域刺激了中国周边军备竞赛，增添了周边地区不安全因素。

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密集军事行动，凸显了美国与北约盟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协调进一步增强，美军在南中国海地区以中国为假想敌，甚至以战争准备为目标的联合军事演习，频率与力度前所未有，为冷战结束以来所罕见。

中美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可能性不大，但激烈对抗将日趋上升，有可能发生局部摩擦、冲突甚至局部性战争。中美之间必须不断修正和完善双边危机管控机制，重新建立新的联合框架，系统性确立未来战略竞争的行为边界，重建双边对话机制，并设置多轨危机管控与治理机制，明确双方的“红线”与各自的“底线”界限，努力使中美之间的对抗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以降低冲突的风险，确保双方的长期战略稳定性。

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中美两国之间的对抗性紧张关系可能再次重现。可以预见的是未来10年，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两国未来走向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

中美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如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打击国际犯罪、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等很多问题，已经日益主导国际议程。这些问题可能将成为国际政治议程中的优先事项，并须通过国际多边合作机制解决。这为中美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与需求，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中美应积极构建战略共识，包括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超越意识形态，更多聚焦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国领导人应从全球高度看待双方的关系，客观理性公正地看待彼此发展，减少战略误判，求同存异，务实合作。

作者是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