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莉莉：从改善流动性与成就提升学界女性地位

虚拟平台和远程网络尽管提供了务实解决方案，但无法解决潜在体系的不平等问题。相反地，各学府应该优先考虑促进性别平等的全面支持机制。一些最佳实践就包括灵活工作安排，和托儿服务等亲家庭政策。

我几年前开展一个记录新加坡资深女学者学术征途的项目。近半个世纪前，本地只有一所大学纯粹以教学为导向。50年前和今天的学术界虽然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相似点在于当时的女学者和今天一样，都须要兼顾工作和家庭；不同在于目前对女学者的一些期许，当年并不存在，至少在要求程度上是不同的。教学型大学对开展研究和伴随而来的跨境交流，要求并不高。但今日学者身处流动性极强的世界，跨境流动成为必需。若将我过去30年在学术界的经历，与比我资深20年的前辈的经历比较，关键区别点就是地域流动性对职业发展的贡献。

无论身处何地，学者都面对达到国际学术卓越标准的压力。实际上，对国际标准的期许，以及要达到目标所需的地域流动性，对世界许多地区的学术界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

对南半球多数地区的学者来说，进入学术界需要的敲门砖，往往是从美国、欧洲或澳大利亚备受推崇的大学考获的博士学位。初入门的学者必须在北半球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分享研究成果，来获得知名度。对较资深的学者来说，获得认可和地位的指标，是受邀进行主题演讲或在大会上发言。同样的，这类会议通常是在北半球举办。那些必须进行田野调查、数据收集或研究关键档案的学者，出国更是不可避免。当然与别人合作及“联合作者”的概念，对思想的交叉传播也是积极和具有价值的，有益于提高引用率。总的来说，地域流动是取得学术成功的必要条件。

对女性学者来说，出行的挑战特别大。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支持架构（例如托儿服务）不足，一些妇女可能会因此选择推迟或放弃此类国际机会。老年护理也形成挑战。毕竟一些国际会议或许会提供托儿服务，但女学者总不能携带年老体弱的家庭成员一起出席会议。

2019年，在一项与华人女学者的访谈中让我们意识到，在修读博士课程阶段，地点的选择受到文化背景下性别规范的显著影响。尽管意识到海外博士课程对职业生涯的好处，但一些受访者觉得有必要将家庭义务置于职业抱负之上，选择陪伴在伴侣身侧，而非远渡重洋，出国留学。

此外，就算留守，女学者还必须面对一堆挑战。当须要更频繁出差，或到更远的国家参加国际会议和合作项目时，可能会对家庭生活和日程安排造成严重干扰，须要牺牲和家人共处的时光，甚至可能错过孩子的成长里程碑。

就算在大学执教，女学者或许也面对后勤挑战。例如那些在分布式校园工作的，需要几个小时通勤才能参加面对面活动。如果日程安排不灵活，可能会与看护责任或学校假期起冲突，造成财务和情感上的困扰。

时至今日，高度互联的世界已弥合了其中一些性别不平等现象。通过虚拟和协作平台进行的数码学术交流，能超越传统知识传播和受众参与模式。数据可视化和在线协作等创新实践方式，使研究人员能更广泛地参与知识创造与传播。学者能利用数码平台向全球受众讲解研究成果，从而提高他们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数码平台也能促成不同背景研究人员之间更多的合作机会。

但虚拟平台依然无法完全取代面对面互动和即时交流。因此地域流动的局限，限制了女学者建立成功的职业生涯。

欧盟委员会就指出，尽管过去20年获得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的女性不断增加，但担任高级学术和决策职务的女性比例仍然过低。

要缩小这些差距，需要的不仅是科技干预。虚拟平台和远程网络尽管提供了务实解决方案，但无法解决潜在体系的不平等问题。相反地，各学府应该优先考虑促进性别平等的全面支持机制。一些最佳实践就包括灵活工作安排，和托儿服务等亲家庭政策。

一个充满活力、多元化和有影响力的学界，是一个不论性别或地域，人人都能发声和成长的领域。可惜学术界距离这样的乌托邦还很遥远。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中文翻译由新大提供）